三焦

三焦

忙于教学生，没时间写博客，贴旧作《后台》。

后　台

　　坐在舒适的座位上观赏一场演出，身处黑暗，演员的身影晃动在眼窝深处——好戏连轴，这般情景带给我们的欢愉将持续一个时辰。幕布轮流更换以欺骗视觉，报幕员的唾沫湿润了城市干燥的夜，无线话筒在不同的角色间传递，强大的故事线索把一些鸡零狗碎的片段连缀。一个戴笠帽的人因为情节的需要死去，在移往别处的灯光掩护下，她的同伴们匆匆将她抬往后台。
　　后台——我喜欢这个地方是因为它天生具有了一条通往前台的甬道。就像一只胃的幽门地带，迷幻的色彩如胃壁上的纤毛相互穿插。巨大的戏箱四处横陈，携带色彩和服装的旅行如一抹油画笔触突然中断在这里。前台的光越过幕布和屏风把一个无人留意的角落染红，一条随意的擦痕，一幅刻意的涂鸦，一个戏子匆匆的身影，一丝轻微的夹杂其中的金属噪音，一小段疯狂音乐之间的空白，把这个突然热闹起来的房间填满。一排涂抹着胭脂和尘埃的镜子前，扮演妃子的女人坐在她的恋人旁边（今晚他演的是一个潦倒的疯子）。妃子以不变的眼光看着情人的脸，在他还没有进入角色之前。房间另一角的阴影里，马鬃制成的胡子从墙上垂下来，它们那趋向地面的形状似乎在努力抵消某种东西（它是什么？）。此刻编剧和导演早已相继撤离，但在前台和后台，角色和心情却以最迅捷的速度切换着，那么，操控这场景的人又是谁？
　　九点一刻或者更晚，一场戏的巨大帏幕落了下来。真正的寂静到来了——人语声、脚步声、衣角的摩擦声、食物的咀嚼声仿佛从很深的地方升到了水面，声音带着雾气，左右上下飘忽着。那个不知是哪一年也不知是谁随手涂抹的小丑此刻又回到了墙上，组成它的线条变得四分五裂，此后它将沉睡一段日子，美丽的睫毛也许会被一只顽皮的耗子重新梳理一遍。
　　在中国乡间的许多地方，简陋的演出方式并不能取消后台，相反地，它融入了一种朴素而又随意的东西，并与演员四处游荡的生活合二为一。它的身份是双重的，既是一场戏的后台，同时也是戏子们日常活动的前台。在盆、碗、瓢、桶、瓶之间，一个孩子出生的声音有时会冲破整个戏台的晦暗夜色。那个小生命躺在一个穿着戏装的女子怀里，不断踢动粉色的双腿，这温和的一幕彻底掩去了前台的故事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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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让学生们写一个生活中不一般的人。结果大部分学生选择了写自己的同学，他们心中的“怪人”，不是跟老师顶嘴、欺负女同学、爱好打架的男孩子，就是喜欢与男孩子一起舞拳弄棒的女孩子。有个男生说他极不喜欢一个男同学，因为对方经常给女同学买冰棍吃，于是便经常揍他。这些与暴力因素有关的人占到了被描述对象的半数以上。
    也有妙趣横生的事例。比如一个男生写到，他的同桌因为喜欢拍老师的马屁，当上了劳动委员，每次打扫教室，他便要在讲台上放上一堆好吃的零食，然后一边往嘴里塞薯片，一边指挥同学消灭不干净的角落，如果他吃完了或者觉得味道不好而同学们的活还没干完，他便派出三两人，火速去小店为他买好吃的；另一位女生则写了一个喜欢打扮的男同学，他不但喜欢翘“兰花指”，更喜欢当众用指甲油涂抹他的指甲。
　　有个小男生实在想不起他生活中的人有谁与众不同，想啊想，终于想到了他的祖母，他觉得每次爸妈开始要打骂他时，他的祖母总是会及时赶到，及时阻止了将要落到屁股上的巴掌，他觉得祖母很“怪”，他说：“一个大人如此溺爱小孩是不对的。”
　　还有个叫杨坚的男生写了为他父亲工作的一个民工，这人曾被火灾毁容，因此相貌比较恐怖。每次那人来他家里吃饭，他坐过的凳子杨坚都不要坐。后来有一次，那位民工感冒了，发着高烧，杨坚跑去给他买药。病好后，民工便经常和杨坚说一些有趣的事情。因此杨坚觉得，现在那人看上去一点也不恐怖了。
　　这些孩子的想法，必定受了大人们的影响，同时这些想法也会贯穿他们今后的一生。一人看另一人，当然各有自己的标准，所谓的“怪人”，也就是与自己的标准不同的人。让学生去写这样的人，其原意是希望他们在别人身上发现自己。以我观人，人皆着我之色彩（套用王静安的一句话稍作变动），看到了怪人，也看到了自身掩藏在平凡时光之后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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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作文班的人数比去年多了一倍，小朋友们的学历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二年级都有。本周布置的作业是写一件家中的旧物，本想要求写解放前留下的东西，但考虑到有些家庭可能少有这样的物品，便放宽到了十五年以上。理由是十五年前大概正好是国企变为私企的年月，那时南方私营经济蓬勃发展，到处都在除旧布新，那个年代之前的物品，和现在的很容易找到差别。
　　没有想到的是，即便条件放宽了，小朋友们还是愁眉不展，有几个当场提出，他们家根本没有那么长历史的东西。有位女同学说，她家是八年前搬到现在的小区的，家里最旧的物品也就是八年前的一套家俱；另一位同学经我再三提醒，才想到她母亲的嫁妆中有只锡壶，不过也只有十二三年的历史，无奈之下，也便让她写了这只锡壶，不过它承载的东西就不多了，只能联系到民间的风俗，很难将她自己的情感因素投射进去；有位小同学写的是一台电脑，他和父亲两个绞尽脑汁将家中的东西盘点了一番，发现最年长的东西也就是这台十年前买的电脑；还有一位，竟从家里带了一件金属的风铃来，上面刻着阿弥陀佛和“全家平安”等字样，初看还以为是件古董，仔细一看才知是近年出的一件旅游纪念品；一位女生说她家中最旧的就是她妈妈过去订阅的几册《儿童文学》杂志，正是这些杂志将她妈妈造就成优秀的语文教师；而另一位男同学则说他祖父拥有一套“八大名著”，定价两千多元。
　　当然也有少数几位同学的确找到了“包老包真”的旧物。比如有几位写的是奶奶或外婆的老房子；有位女同学写了曾祖母的绣花鞋；其中的两位男同学则写来毫不费力，因为他们家过去被划分为“地主”，尽管土改时照样把绝大部分财产分给了穷人们，但家里毕竟留下了一两件老东西，当然最关键的是，他们珍惜留下的这几件东西，他们深知那上面的每一条花纹、每一片铜饰都闪烁着前朝人的智慧——那些分给穷人们的精美物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十年前我曾在本地某个村看到一张紫檀大床，可惜顶架已经没了，主人说这张床是土改时从大户人家分得的，后来有一天，家里没柴火了，目光便自然地落到了床的顶架上，他想来想去，这雕花繁复的东西顶不了什么用，夏天挂蚊帐完全可以用几根竹竿代替，于是便拆下来烧了，据说这个东西还挺耐烧的，足足省下了半个多月的柴火。就这样，除了自行的烧的烧、砍的砍，再加上文革中的“破四旧立四新”，以及后来的文物贩子的疯狂收购，一般人家的旧东西也就日见稀少了。不过，他们本来对这些东西就没有感情，也就不会在乎它们的消失。于是，那些六十年前贫穷的人，今天他们的后代尽管开着宝马，脖子上套着笨重的金项链，在另一种意义上依然一贫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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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的诗人臧克家，他的太太叫郑曼，郑曼有个弟弟叫郑咸熙，在温岭中学教化学。我刚进温岭中学时，郑咸熙先生还没有退休，还在给高三同学上课。有时会在走廊上见到他，拿着个讲义夹，低眉垂目，慢吞吞地走，记忆中我跟他除了礼节性的打招呼，没说过几句话。我也没有听过郑老先生的课，据说郑老师的讲课只有一个音调“1”，没有“2”，更没有“345”，听久了便要昏昏欲睡。但这丝毫不能动摇他在本地教学界的地位，或许是极绚烂处归平淡，郑先生举重若轻的功夫，我们这些后来者恐怕是难以企及了。
    我们教研组的组长王老师和郑先生是邻居，下面的事是他告诉我的。有一年（可能是八十年代初）郑先生接到一个电报，电文说姐姐郑曼要来温岭看他，她的飞机将在某日某时在路桥机场降落。这件事当然得郑重对待。从路桥机场到温岭还有60公里，但那个时候路况非常不好，车子要开两三个小时。郑先生计划了一些时候，终于下决心租下了一辆专车，去机场接他姐姐。所谓的专车，也就是一辆手扶拖拉机，那时从温岭到路桥，一路坑坑洼洼的，手扶拖拉车由于它的发动机高高地装在最前头，比一般的车颠簸得更厉害。郑先生只好弄了许多稻草，垫到了铁皮车厢里，以便让姐姐坐得更舒服点。
    那一年必定有人看到了这样的图景：尘土飞扬之中，一辆装载了半车稻草的拖拉机正在蹒跚地爬行，蒸汽和黑烟笼罩着的稻草堆里，坐着一对老兄妹，看上去像是两只呆在窠巢里的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