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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2008

    王伯忠的自行车

    三焦

      王伯忠是我的亲戚,大概在七十年代末,在我的所有亲戚中,他第一个拥有了一辆永久牌32寸自行车。那车也不是新车,是从修车的地方买的二手车。那个时候我们镇上的几千户人家中,拥有自行车的大概不到十户,而且大多数自行车并不是仅仅用来方便出行的,而是有商业目的。每天吃过晚饭,蒋伯章就和三三两两拥有自行车的来到了公路上。这条公路只有从县城发出的班车,半个小时一班,班车到了晚饭后就不开了,而别的车辆则非常稀少,因此镇上的人如果遇到急事,或是想早点赶回家,就只好化钱坐蒋伯章他们的自行车了,其实花费也不算多,只要两毛钱,就可以在后座架上坐半个小时。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终止了蒋伯章的载人生意。由于王伯忠的家离开公路尚有数里之遥,中间有一段路是田间小道,骑车极为不便,因此,每天晚上天擦黑后,他便把自行车寄放在我家里。我家就在公路边,一共两间石板屋,永久牌自行车一般都放在右边这间的楼梯边,在昏暗的白炽灯下,车尾上的红色反光板熠熠生辉。石板屋后面的一扇窗没装玻璃,只用几根木头钉了一张尼龙薄膜。那个贼就是从那里爬进来的。
      那天晚上,除了我父亲,一家人都睡得酣畅淋漓,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父亲那个时候经常失眠,当小偷开始有所动作时,我父亲便听见了。小偷一开始是想从楼上的窗口进入,他通过旁边的房子爬到后面的阳台上,然后开始撬窗。我父亲马上听到了,他也不起床,躺着对小偷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请你别折腾了,房间里除了几件不值钱的旧衣服,没什么东西可以拿的,还是好自为之,回家歇着吧。我父亲根本没有想到楼下还停着王伯忠的宝贝。我父亲说了这番话后,见四周一片寂然,估计小偷已走,便安然入睡。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起来给我们烧早餐,看到灶间的那扇窗洞开了,接着就看到原本充实的过道腾空了——一件那个时候镇上最贵重的东西已不翼而飞。但那时大家都没有报官的习惯,因为报官需要到县里的公安局,还不知道人家理睬不理睬呢。不过很快地,家里来了许多亲戚朋友,车主人王伯忠也来了,大家七嘴八舌,满屋子闹哄哄的。我父亲把昨晚的故事重复几遍后,于是情况便明朗了,小偷显然是等我父亲入睡后,再改从楼下的窗户进入的,撬开那几条木头显然没化多少力气。大家经过商量,决定按照农村的习惯办事。不一会,就有几个人把村里的一个惯偷抓来了。惯偷一开始不承认,王伯忠将他用麻绳捆好,吊到了我家旁边的大树上。一吊上去,那惯偷就招了,他说他知道这事是谁干的,并写了保证书,保证七天内车归原主。
      过了几天,我父亲接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上的字写得歪歪扭扭,指明那辆车现在蒋家大院的池塘里。我父亲叫来了王伯忠,带上了麻绳和秤锤。那个池塘离我家不远,是1942年日本人炸弹炸出来的。我父亲一扬手,秤锤便带着麻绳飞了出去,再用力一拉,一辆满是泥巴的两个轮子的东西便露出了水面。
      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那辆自行车了。后来听说王伯忠把车卖给了一个外乡人。

    10/7/2008

    蓝夹缬的传说和现实

      ——关于《蓝花布上的昆曲》

      三焦

                     

      一位穷姑娘站在自家的乌桕树下,她为自己没有体面的嫁妆而发愁。秋风吹过,树叶飘落到舂米的石臼里,她俯身去看时,竟发现枯枝败叶将一汪积水染成了蓝色。她顺手拿过一对搓衣板,夹住了一块布,然后放到了石臼里,雪白的布匹被染成了深蓝色,搓衣板上的纹理也同时留在布上了……从那以后,蓝夹缬工艺就在浙南一带流传开了——这则被张琴记在《蓝花布上的昆曲》中的传说,具备了中国民间最质朴的诗意质地,它把大自然的馈赠、人的巧思以及天地间四季流转的秩序感融合在了一起。

      2005年7月,浙江省青田县,新造的水库正在蓄水,水位的升高标志着当地干部政绩的攀升。此刻,张琴坐上飞机从北京赶了过来。王早印,一个四十年前就已经离世的人,是蓝夹缬雕版师傅中最富创意的一位。然而他生活过的那个村子,包括他精心绘制的祠堂戏台壁画,都要沉到水底去了。当张琴终于站在了这一潭新水之侧,她的心情和那个传说中的女子恰成天壤之别。从传说到现实,从一种传统的诞生到死亡,其中的大喜和大悲,更点染出生命的无常和工巧之艺的难得。

      《蓝花布上的昆曲》就是这样一本交织着悲欣的书籍。作者张琴经过多年的田野调查,展示出一种业已消失的传统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拥有的光彩。那些从一万多件作者过目的实物中遴选出来的夹缬图片,以及文中一些带着方言特征的“原生态”口述,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信息的容量。而作者的解读更是精细入微,连雕版图样上的每一条痕迹都不放过——除了图样本身传达出的人物神态以及相应的故事情节,还旁涉艺师的风格、工艺的流变以及雕版使用过程中的插曲。

      诚如书名所指明的,这本书把主要内容留给了昆曲。永嘉昆曲,也称温州昆曲,从晚清到民国,是当地百姓喜欢的剧种,因此熟悉戏文的当地花版艺师,就直接在蓝夹缬中采用了戏曲人物图样。夹缬工艺不同于扎染、蜡染,由于它使用花版相夹来形成花纹,因此花版中的“水路”(即艺师在木头中凿出的通道)必须要为染料的畅通无阻提供条件,并且这种畅通要保持数年甚至数十年,因此上面的花草、动物特别是人物必须先服从工艺的要求进行线条上的黏连、挪让、简化处理,在这样繁复的规矩之下,艺师如果还能游刃有余,这样的作品肯定令人叹为观止了。不过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夹缬上的图案比起别的民间图样来更难被人看懂,即便是染坊中的师傅,尽管和这些图案朝夕相对,也可能“看不懂这里面雕的是什么”。然而本书不仅将人物的形态与戏曲做了情节上的对应,还提供了一些意料之外的细节,比如《杀狗记》中杨月真肩上披的长帛的来历,孙荣的帽子为何错成了五佛冠;比如《白兔记》中咬脐郎的形象与别的民间资料中的有什么不同;又比如是什么使得仅占方寸之地、靠寥寥几根线条塑造的人物顾盼有情。

      在几年前出版的另一本书《中国蓝夹缬》中,张琴详细叙述了她的家人和蓝夹缬的缘分。这一次她又提到了外婆家的一位邻居,这位人称阿林娘的农妇,她拥有一床与众不同的蓝夹缬被套,被套上的戏曲人物不是通常的八正八反,而是朝向同一个方向的。这件不寻常的嫁妆被村人认为和她辛酸的一生有关:她这一生连嫁了两任丈夫,但都没有得到幸福——昔日的蓝夹缬既然是女人的嫁妆,那么它在书写出地方戏文中的悲欢离合的同时,必定也书写了现实生活中女人们的命运。这本书提到的蓝夹缬,都附有其主人的详细资料:“75岁,农妇,16岁订婚时委托当地染坊印染”……这样的文字提供给我们另一条线索:新染的靛青渐渐在现实的风雨中褪色,这个过程恰恰伴随了女人花一样盛衰的一生,物与女人,在此刻不分彼此,从那些线头绽露的纹理中,可以窥见一缕日月之光、一抹胭脂的颜色、一星欢欣或悲哀的泪花。

      本书所述的五种永嘉昆曲:《白兔记》、《杀狗记》、《蜃中楼》、《西厢记》、《义侠记》等,里面各有一位女性。作为一个女性作者,对这些在过去社会里被压抑、被边缘化、工具化的女人,张琴对她们各有评论,比如为《白兔记》中的李三娘鸣不平:“默默无闻、挣扎在最底层的一个事实上的弃妇,千百年来,谁为她们叹息抗议过?”再比如《义侠记》中潘金莲,张琴写到,因为不幸的婚姻,“红杏出墙的日子,对这个女人来说,也算是生命中稍稍值得留恋的时光了”,清新的笔调,或许可荡涤千夫所指的奸淫浊气。

      把散失于民间的传统作一个回归,并重新建构出我们这个时代对于历史的理解,这样的工作不仅耗费精力,同时也考验着人的智慧。当我们凭借实物和口述,以所有可能的角度逼近一种消失的传统时,我们更觉得眼前的裂痕之深之广,蕴藉着不可承受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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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花布上的昆曲》

      作者:张琴

      出版:三联书店

      定价:59元

      简介:蓝夹缬即用木版印染的蓝花布,是唐代彩色夹缬的存传。蓝夹缬在温州地区仅用做被面,每件印着16片当年盛传于当地的戏曲纹样,多为昆曲。作者收集数千件老蓝夹缬,以夹缬戏曲图案说图、说戏、说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