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焦

　　文怀沙老先生从小智力超群，这点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据他的“年谱”记载，九岁那年他就做了这样一首诗：“破晓凌风去，莺儿许共飞。一丝悬碧落，日暮未言归。”我个人认为，这首诗的境界超过了他这一生中所有的诗，当时他的老师忏慧女士对他的聪慧也感到吃惊。不过忏慧女士是一个颇为敏感的女性，她提起笔来，将“日暮未言归”改为了“好与鹤同归”。与鹤同归的人即是中国传统的高士（《周易·中孚》：“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此时文大师求学于杭州的西湖秋社，西湖的孤山即有宋代隐士林逋的放鹤亭。不过这一改动并未将文怀沙的一生改过来。他走上了一条与历代高尚文人相悖的路，并且“日暮未言归”，这也是他的宿命吧，九岁时的一句诗就已将一生写尽。
　　不过从这场关于文怀沙的争论看，老人似乎有点冤枉。尽管他时刻都有粉饰自己的行为，比如他自撰的年谱中写到，1958年5月25日，他“在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同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题词，与文怀沙先生合影。”这句话从陈述事实上说并没有问题，但这样的陈述与其说是在记录往事，不如说是以一种极其幼稚的修辞手段往自己脸上抹粉，这种修辞手段在他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可找到。不过这些手段无论如何低劣，只要不伤及他人利益，我们犯不着对之说三道四。因此李辉先生的文章一出，许多人便觉得不可思议，中国刚刚想重树“尊老”的丰碑，你小李怎可对一个“百岁老人”下手？不过据圈内的消息，文怀沙的确是先出口伤到了人，才有李辉的反戈一击。
　　文老的书画习作，文老的古文，这些东西的水准圈内人其实早已了然。比如我的朋友彭星荣早几年就在嚷嚷了，他的不满是因为当地的一位画廊老板让文老题了店号高悬起来，玷污了他的视野。其实关于这类事情，也就是关于一个人的字画文字水平，与他的声望到底相配不相配的问题，本来是没有必要值得讨论的。比如欧阳中石、陈叔亮、杨仁恺、史树青等人被称为著名书法家也根本用不着讨论，他们的水平已经摆在那里了。一个人的字画价格和他的实际水平的关系，同样也不值得讨论，中国社会这几年的情况犹为复杂，受到意识形态干涉、市场操纵、媒体宣传的影响，字画的价格和实际水平根本没法对号入座。如果是一个木匠，他卖给人家的家具质量低劣，这构成了欺诈行为，当然需要社会来监督。但文怀沙字画的购买者，并不觉得自己吃亏上当，因为即便他写得很烂，但他那个虚张的“声望”也能使之保值。
　　不过现在文老的“声誉”像股票、房地产的泡沫一样正在灰飞烟灭。这事情最让他的追随者们着急，他们必须要比试图揭露真相的人喊得更响，才能使手中持有的那几片纸张不至于贬值。

　　前些日子，一套无论是印刷质量还是内容规模都前所未有的画册《宋画大全》在许多浙江人的努力下出版了，定价也比文老的《四部文明》低得多，一套八大本两万多元钱。据看过这套画册的几个朋友说，其印刷质量已超过了日本二玄社的复制水平，无论是清晰度还是颜色的保真度，都是前所未有，连绢纸的纹路都印得毫发不爽。二玄社的复制品已在社会上风行了二十多年，它直接将台湾故宫博物院和一些海外的藏品呈现在美院学生和书画爱好者面前，造就了一大批书画专家，无论日本人在其中捞到了多少好处，但相对于中国传统的继承大业，功不可没。因此，这套《宋画大全》的社会利益是可以预知的。
　　不过，两万多的价格对于许多小百姓来说，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我相信对于辛苦编撰这本书的人来说，他们也不是为了赚多少钱，而是编撰和印刷成本的确太高了。但是，这里有一点让人不明白的是，国家每年都在拿纳税人的钱搞很多文化工程，为何就不能将各大博物馆的藏品以高清晰扫描的方式放在网上供全国人民瞻仰以发扬我们的传统呢？这些藏品本来就是全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即便是拿出来让外国人免费地学习了，让世上更多的人体会到中华文明的好处，又有何不好？无论是国画也好，油画也好，印刷得越精良，它传达出的信息量就越大。宋画是中国画历史上的一个高峰，印刷得好，才能感受到古人精微的笔触，而书画的妙处也正在于这些精微的地方。而我们这几十年的书画教育，基本用的是印刷模糊不清的范本，人们对于中国画的认识当然无法深入。在这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国家拥有的信息不能传达到每个公民的面前，却让这些稀世珍宝在暗无天日的库房中日益衰老下去。
　　说这么多，目的无非是想说明，我们的社会为何能有文怀沙这样的人，为何有那么一场关于国学大师的争论，这恐怕是因为我们的教育特别是传统文化教育这一块做得不好，书画的圈子和古诗文的圈子过小，大多数人无法识别一个人的真实水平罢了。
　　《宋画大全》的出版刚好和连续几个假币大案的破获连在了一起。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科技的发展能把画册印得清晰非凡，当然也能把一张纸币印得更加逼真了。
　　据说部分假币逃过了验钞机的各种检测手段，但最终还是败给了肉眼。可见，不管科技如何发达，但依然赶不上人自身感觉上的精微程度。由此也可解释为何宋人的丰富笔触，在现代社会如此的发达的复制条件下，还是不可能得到很好的传达，因此才有一代一代人印刷更精美画册的努力。不过，随着假币技术的日益发达，肉眼鉴别的能力肯定也会大打折扣了，因为毕竟那张真币，也是人类的批量机器产物，那么，最终能控制假币流行的，恐怕不是鉴别能力，而是人们的道德底线了，也就是说，真正强大的真假鉴别器是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
　　眼下的社会，整体的敏感度下沉得厉害，所以才会有那么一大拨不学无术的人招摇过市，才会有那么多的孩子遭受有毒食物的摧残，才会有那么多的人能声色不动地享用化学污染日益严重的空气。
　　书画鉴赏界有一种听起来比较玄秘的共识：鉴别中国书画的最高境界不是看纸张的年代，也不是依靠印泥的色泽、落款的内容，而是“望气”，画如其人，一张画如同生命体，是有血脉生机在的，而蕴藉其中的“气格”高手一望便见分晓。“气格”不高，则此画肯定低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总是将画理和做人的道理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看到的种种不良社会表象如乌云般堆积在太阳底下，意味着当下整个社会的正气已处于晦暗不明之中。

三焦

　　见识白蕉的书法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金华念大学时，好友林建光经常临习沈尹默的字贴，通过了解沈尹默，也便知道白蕉了。民国时期的上海，人们一拨一拨的，同一圈子的人艺气相投，字也写得差不多，白蕉、沈尹默、任政三人往来频繁，字的风格也比较接近，三人中我觉得白蕉的天分最高。以前家父曾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与书家任政先生友善，因此家里有多张任老先生的字，但我总觉得任老先生的字相对规整了些，技巧是纯熟了，但心情却没有在字上。沙孟海曾称赞白蕉说：“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语气虽有些夸张，但倒是和民国人的胸怀是吻合的。
　　从一些民国电影中，比如《马路天使》，比如《十字街头》，我们不难看到那时的文化人尽管手头比现在的文化人拮据得多，拮据到连亭子间的房租都交不起，但骨子里的一股正气尚在。民国人的文章中也常有种顶天立地的气概。
　　白蕉他们写的字，继承的是王羲之、苏东坡一路，这在民国世界来说，实际也是一种反叛，因为清朝的崇碑风气很浓，字里行间锋芒毕露，有一种外在的嚣张。但白蕉他们走是却是“贴”的路子，将毛笔的性能重新纳入到中锋运笔、万毫齐力的境界，表面上看，有一种风姿卓越的高贵，但笔画之中却透着铮铮铁骨。

　　这幅网上出现的白蕉书法，韵味很足，写得也体贴顺畅，但一见之下总觉得缺少了什么。随手一查，竟查到这幅字的另一个版本：

（下面这个信封显然是伪作）

　　于是真相大白。上面那幅字显然是今人所临习，与原作相比，软弱之意呈现无遗。不过这做假水平，还是相当高超的。
　　民国的气象，比之唐宋，已经相差十万八千里，而今人的气息，比之民国，又不知要差多少了。

                                                           国外加油站广告

　　去年年底，我去梅城探访古迹，下车后迎面而来的就是一股很浓的汽油味，汽油味在车站飘着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它会尾随着你，无论是到了古旧的徽式大院还是江边的码头，那味儿总是聚集不散。一直以来我对汽油的气味深恶痛绝，尽管这些年在全国各地到处跑动，但还是受不了那种令人反胃的味道。

　　因此，对于加油站的那种“温馨感”，比如纳博科夫或别的人所提及的那种情感，我是体会不到的。大概是由于世界上的加油站多有不同吧。从电影上可以看到，外国的加油站往往配有汽车旅馆，而旅行途中美妙的故事往往跟这些地方有关，不过这种事情在生活中出现的可能性很值得怀疑，但对编剧来说，要给出门在外的“自由人”一个落脚的场所，加油站是一个最便捷的选择。

　　不过最近这几年，我们的有些加油站也被整合进“服务区”了，每次经过这些簇新的所在，总觉得那里的环境很虚幻——此刻离目的地还很遥远，我们下得车来，像是在梦游，这不过是一个短暂的、临时性的逗留，没有任何令想象发挥的余地。

　　这样的情况还在改变之中，私家车日益增多，加油站的功能也日新月异。

　　日复一日，有多少饥饿的汽车在加油站中大吃大喝，慢慢地，它们把更多的人带到了那里。我们的血液充斥着汽油的味道，嗅觉日益退化，上车、下车、吃饭、如厕的动作整齐划一。

　　机器在改变着我们。

三焦

　　于网上偶见一方端砚，研铭雕刻尚可，落款为“林屋山人”，不过是否真品还需看了实物才能断定。

　　林屋山人是周祖白的号。百度百科中有他的介绍：“周宝彝(清)，字祖白(1812-1857)一字令仙，江苏吴江诸生。学问渊雅，诗、古文靡不兼长。山水学元、明人苍老之笔。家贫以卖画自给，然笔意粗率，不入俗目赏。（《寒松阁谈艺琐录、小蓬莱阁画鉴、清朝书画家笔录》）”

　　周宝彝显然是一位边缘人物，在清中晚期的画坛上，他也只是个“小名头”，不过相对于今人在传统文化上继承的浅陋，他的修养和墨迹，都还能散发一点光彩。

　　这方端砚的底部，雕刻着32字：“名书古画供我赌玩，茶半香初兴来染翰。秋月春花尽入诗卷，跬步不离厥维此砚。”初次读来就觉得非常奇怪，“赌玩”两字，岂能和名书古画沾边？难道画画“笔意粗率”的人，其文辞也会粗率？然而仔细审视，终于看出其中的奥妙所在。原来，那个“赌”字，是被硬器修改的结果，如果还之本来面目，这字应该是“清”字，也即“名书古画供我清玩”，这样理就通了。可见今人不理解古人，除了修养不够，也有可能是今人自己设置了障碍。从这砚铭看，周祖白是非常喜欢这方砚台的，尽管家贫，他的精神生活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那么这“清”字被改为“赌”字，发生在什么年代呢？这点从图片本身上的痕迹很难推知。不妨作这样的假设：既然此砚生前是主人所爱之物，一般不会在身后立即被后人遗弃，那么从1857年周宝彝离世后直到现在，这方砚铭极有可能是在二十世纪被篡改的。这百年之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而最让人伤感的就是我们的精神传统一点一点地随着现代性的进程泯灭了，个性的解放难道一定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么，这其实是个很值得怀疑的事情，中国历代杰出的书画家，强调个性、强调创作的自由境界这些东西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看来这一百年来，我们真的是把洗澡水和婴儿一块儿泼了。我们拿起斧头和刀子，把那个“清”字改成了“赌”，我们的内心不再像中国古人那般沉静，我们要开始“赌”了，开始“拼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