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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焦

　　这段时间“妖魔化中国”一词出现的频率很高，并基本上用在控诉西方媒体“捏造事实、歪曲真相、恶意中伤“、制造“种族歧视”等罪行。然而，一个月前开始公映的好莱坞电影《黄石的孩子》中却有大量的妖魔化中国孩子的镜头，却未能引起吸引人们的评论视线。
    不妨先来看看电影中的几个主角是些什么人。何克来自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他的“母亲和甘地一起喝过茶，父亲在上次世界大战时为和平蹲过监狱”，在严酷的日本侵略战争中，这个“落难公子”尽管在远离家乡的中国颠沛流离，但依然保持他那良好的小资般的生活品味，比如他常常会喝到来历不明的咖啡，他亲手种出来的向日葵色彩亮丽优美，他送给皮尔森的野花简直是一束艺术插花。当然，他最有品味的地方还在于不但熟练掌握了发电技术，而且在开始千里之行时不辞劳苦地把巨大笨重的发电机拆下来带走——这个人物的品格里或许有英国绅士式风范的遗存，但这携带发电机满世界走的想法却是典型的美国式思维，他们以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需要电，电能给那些生活在黑暗中的中国儿童带来光明。而这个片子的女主人公皮尔森也不甘落后，她常常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还专门藏有一架电唱机，以便在合适的时光跟合适的男人跳舞，她说话时常常在眉宇间带了一种悠闲的神气，甚至当她说出“在烛光下给人做截肢手术”这样的日常表述时都有了某种诗意的质地。
    就在这样的一种“资产阶级”品味的对比下，中国儿童成了一群恶劣阴郁的、神经质的、不讲道理的、饥不择食的人。何克刚来到黄石的书院时，那个最大的孩子刘石凯竟不分青红皂白把他带来的推荐信给撕了。接着何克问他为何能识字，刘石凯说：“我和这些农民可不一样”——这在美国国内肯定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句子却被随意地用在了中国孩子身上。厨房里的罗嫂抓出一把米来，肥大的虫子还在米中蠕动，虫子比米还多，这堆虫子如果出现在西方的巫婆手中倒是比较正常。月圆之夜，一个孩子叫醒了何克，把他带往一个黑暗的角落，这时远处响起了咯咯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接着几十个孩子手里拿着棍子围了上来，大家喊着口号，将他暴打了一顿。平时，这些孩子冷漠得让人脊梁发寒，何克和金发女郎皮尔森卖力打扫卫生，他们却在荡秋千、做游戏，只是袖手旁观。为了阻挡冷风，何克辛辛苦苦把所有的窗子都糊了一层纸，这些孩子们不但不来帮忙，而且把所有的窗纸都撕掉了。而何克在地里播下种子时，几个孩子却正儿八经地跪在地上，口中念念有词，求天公保护庄稼平安生长，迷信得像一帮晚清遗老。小青上吊自杀更是莫名其妙，由于缺少充分的铺垫，他的死本身并不令人伤心，反而散发出一种恐怖的气息。最令人不解的是，当小青和石凯这两个他们朝夕相处的伙伴死的时候，孩子们几乎没有什么悲伤的表现，脸上没有一滴泪水。如果说影片旨在反映孩子的调皮、不服管教，那么这些影像反映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们的言行已经近似于一帮恶棍。特别是那个石凯，年纪虽小但眼角始终充盈着一抹阴险的光，他不但耸恿众人不听何克的话，而且将贵重的发电机敲坏。而且，在电影的一些对话中，显露了两个阶级、两种品味的对立。何可和皮尔森那场抹虱子粉的表演更像是文明人对未开化民族的演讲。一次何克给皮尔森送来早餐，他放下蜂蜜、馒头和咖啡，马上抱起他身后的老四，对皮尔森说：“（老四）一不留神他就会拿走你的馒头，老四人生的第一目标就是多多地吃。”如果中国人拍这个段落，接下来的一幕肯定是皮尔森抓起一只馒头递给老四，但这个片子中的皮尔森对这句话没有任何反应，因此，回味一下刚才何克的话，内中便有了一层微妙的轻蔑之意。
　　孤儿院的孩子基本是战争的弃儿，他们的爹妈大多死于日本人的枪下。按照叙事的逻辑，这些人应该来自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像石凯，电影说他是一个政府官员的儿子，而即便所有的孩子都来自农村，他们的品质也不可能那么恶劣。在民国时期，农民的孩子可能大多不识字，但他们不可能不具有基本的做人品德。这部电影实际上是对那个时期的中国社会道德的一种污蔑与曲解，说得理论点，就是以西方文明来彻底否定中国的儒家教育传统。
    下面来看看大人们的情况。这个影片的三位主人公都有着某种程度的国际背景：何克是一位英国来的记者，金发女郎皮尔森是在嫁给一位菲律宾军官之前逃出来的，而中国人陈汉生，则与毕业于牛津大学的何克一样都有其出身世界名校的背景。但这场国际化的三角恋爱却是不对称的。陈汉生重病在身，在床上躺了一星期，懂医术的皮尔森来了，何克居然要等她睡了一觉后才告诉她。而当皮尔森去看他时，则判断说：“是疟疾，他早就染上这个病了，他们都有。”这个“他们”指的是谁？显然，皮尔森这句话已经很明白地表明了导演的立场：这个电影中的所有具中国血统的人只不过是西方文明法眼中的低劣的“他者”。
　　最后声明一点：这里所陈述的，全是针对电影文本本身，与历史上的何克原型并不发生指涉关系。

——关于电影《黄石的孩子》             （此文不允许转贴、转载）

三 焦

三焦

    妙应寺白塔始建于元朝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由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勘察选址、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设计建造。塔体砖石结构，高50.9米，由塔座、塔身和塔刹组成。塔座为三层须弥座式；塔身为覆钵式；塔刹由硕大的下大上小13重相轮，托起一个直径为9.7米的巨大铜制华盖，其周边垂挂着36片带有佛字和佛像的华盖，下面各系一个风铎；刹顶为铜制鎏金小型佛塔。（这段文字来自百度百科）

　　妙应寺白塔是这个城市中寥寥无几的元代遗存之一。进了寺院山门需买20元的门票，才被允许继续进入后院。但在里边看白塔，几乎什么也看不到，它太高了，贴着它的脚下走，只能仰望到一块很小面积的白色。但塔的四周还是有许多东西值得一看，比如佛龛、比如台阶以及塔基，都散发着数百年前的气息。明代的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一书中写道:“角垂玉杆，阶布石栏。檐挂华篁，身络珠网。珍铎迎风而韵音，金盘向日而光辉。亭亭岌岌，遥映紫客。”珍铎即是悬挂在华盖四周的超大风铃，每个有碗口那么大，即便在附近车声喧闹的大街上，也能听见叮叮咚咚的铃声。　　　
     一个年轻的保安跟我谈了很久。他讲的是山东话，发音很快，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才能听懂一些。他说现在的寺院只有原来的１３分之一大。原来的大小是由忽必烈往四个方向射出四支箭定下的，所以庞大无比。那个时候这处地方还是旷野，旷野之上耸立一座50米高的纯白之塔，那是何等的壮观。可眼下这个很小的寺院，居然有几十名保安日夜巡逻。可能跟这是个藏传佛教寺院有关。保安说他只是临时工，刚调进来不久，寺院里的保安大多都是临时工。
      说到白塔，他似乎对它的历史一清两楚，哪一年乾隆皇帝在塔刹中藏了宝物，哪一年地震将华盖震斜了，他都知道，估计是从同事那听来的或从书上看到的。白塔的楼梯已经封闭，保安说他也从无攀登到上面，就是来了活佛，也只能走到覆莲四周。再上去没有楼梯了。
      最有意思的还是沿着白塔寺的四周到处走走，几条小街串接着大片的四合院，有了白塔这样的天然中心，人气便自然旺了。白塔无处不在，随时随地停下来，都会看到一方白色的风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白塔都很美。这幕风景，正是外来文化中已被国人消化的部分。而在寺院左侧的一条街上，我看到三五个孩子正在做着捉迷藏的游戏，在他们的视野中，白塔仿佛是不存在的，或者说，白塔已内在于他们的躯体。
     白塔已经成了这个城市里不可抗拒的一部分，它像一块硕大的史前玉石被上帝之手安放在尘埃之中，这种强大的存在使得我们的一生相比之下真像是捉了回迷藏。

网络资料：

      乾隆十八年《御制重修白塔碑铭》中有一段记载:“大清乾隆十有八年，岁在癸酉秋七月，重修妙应寺白塔。朕手书《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一卷，及梵文《尊胜咒》并《大藏真经》全部七百廿四函，用以为镇。”这批经书镇於何处，成为一未解之谜。1975年，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北京，白塔也被震损。塔刹歪斜，支撑华盖的相轮上部砌体严重崩塌，塔身肩部严重开裂。1978年9月，北京市古建部门对塔进行加固整修。当打开铜搭顶检查内部时，意外地发现里面贮存者许多经书和箱盒等文物，原来它们就是乾隆皇帝所说的镇塔藏品。造批在塔顶里沉睡了二百多年的佛教文物有：七百二十四函龙藏新版《大藏经》，可装载一卡车;乾隆帝手书经咒各一份;三尊各高20公分的铜质三世佛像;装满了八宝、念珠、各朝各代货币的四个银瓶；一尊黄檀木整雕连龛观音像，像下面有一个圆形小钵，内藏33颗舍利子；一尊精雕细刻的小赤金舍利长寿佛，高五公分，全身镶嵌四十多粒红宝石;一套五方佛冠和补花锦缎袈裟，上缀千馀粒珍珠、珊瑚珠、檀木珠和蓝、红宝石;有白、蓝、黄、绿3色丝织大“哈达”，长5.3米，宽0.76米，上织“八宝”图形和藏文“利乐歌”等等。大小箱子中都按佛、法、僧三宝的规矩顺序安放，格式十分严谨。整套文物质地优良，工艺精湛，其中完整的佛冠和袈裟，还有大幅素织的“哈达”，是目前北京地区仅存独有的。

                                                《雷鋒塔·斷橋》溫宇航飾許仙，張毓文飾白娘子

                              《青塚記·昭君出塞》中張毓文                                     《長生殿·小宴》山田淳子飾楊貴妃

（这个月的27日老爱兄在扬州办书法展，应他之嘱写的短评。）

三 焦

　　老爱的现代书法呈现了中国现代文人洞若观火的智慧，他浸淫传统，熟悉碑帖、造像、诏版、彝铭、砖瓦等诸种文字的细节，因此稍作变动，生面顿开。譬如他写的《瘗鹤铭》，文句、部首已重新组合拼贴，在形成典型的后现代面目的同时，还保持着神采、形质上的传统书法特征。而他所用的挪让、增减、屈伸等技术也并非生造，同样继承自古文字学、金石学等国学传统。有人认为现代书法很难为大众接受，恰恰相反，现代书法自诞生起就是面向普罗大众的，它和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并试图构建出一个被东西方美学所共同认可的平台——在这样的前提下，字面上的分崩离析、支离破碎只是它的表象，而多层面的、跨文化的可读性形成了它的内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重读老爱的现代书法，我们显然会发现蕴聚其中的现代诗歌的通感、意识流小说的气质以及蒙太奇般的深邃笔墨形式。

扬州爾雅第一回学术邀请展：“四季平安”——张爱国（老爱）现代书法艺术展

张爱国，别署老爱，江苏淮安人，１９６７年出生，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博士，现代书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次展览是张老师扶桑归来第一次个展，汇集了近年作品约４０幅，其中不乏现代书法的探索作品．展览地点选在扬州，正是改变现代书法与传统书法对立局面的一个举措．届时张老师将于开幕现场表演《生活是书法的营养源》 作品创作．欢迎广大网友届时光临．
时间：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７日上午９时
地点：江苏扬州市望月路步行街９号＂尔雅文化艺术传播机构＂（外地网友来扬可致电１３７７３５６８１５６唐同学联系接洽）

三 焦

万松老人塔

    我到砖塔胡同去，是为了看一看万松老人的骨殖塔。哪知在这条胡同中来回走了一遭，却没有见到一点痕迹。这座塔难道也像这胡同中的许多房子一样，季节一变，便烟消云散了？心想这可能是缘分不够，一位800年前的禅师，他又有什么理由非要见我这等俗人。然而回到蓟门桥的住处后，心有不甘，第二天下午又坐车前往。这一次一踏入胡同口，就有点异样，左边那座四方庞大的东西似乎有点不像正在建造的现代房子，撩起外面的纱网往里一看，万松老人果在其中矣。
    万松秀行老人生活在金元之间，是元代开国重臣耶律楚材的老师。关于两人的往来，除了许多一唱一和的诗歌，还有一张古琴流传了下来。这张名为“春雷”的琴，是唐琴中的极品。金代皇帝从宋徽宗手中夺得此琴后，日夜摩挲，并在死后带入了墓中。事情的奇妙之处在于，这张琴的命运并没有像王羲之的《兰亭序》一样差，18年后，金章宗的墓被掘，“春雷”又重现于江湖。后来它到了耶律楚材手中，耶律楚材觉得绝世名琴应配绝世高手，就把它献给了师父万松秀行。这把琴现在还藏在这个城市的某处，民国年间它归汪精卫的兄弟汪孟舒所有。
    这砖塔是万松死后门人为他修建的，塔旁的胡同便也因塔而名。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有这样一段：小姐和相公月下私订终身互送信物后，相公的书童受了主人的感染，对小姐的丫环说：“梅香姐，你与我些儿甚么信物？” 丫环说：“我与你把破蒲扇，拿去家里扇煤火去！”书童紧追不舍：“我到那里寻你？”丫环娇声说：“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这幕街头巷陌式的打情骂俏，已成了最早的关于胡同的文字记录。“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800年后都还在，羊市角头就在砖塔胡同的西口，现叫“羊肉胡同”，是元朝卖羊肉的地方。“总铺”据考证指的是警察局，元朝丫头开玩笑的方式和今天没有什么不同。
    令我不解的是，为何这座塔眼下像个落架大修的样子，它看上去一点都不颓败。我弯着腰穿过蛛网般的钢架，恭恭敬敬地靠近了它。塔身已经历朝修葺，元代的建筑已被包裹青砖之中了。塔上3米高处刻有文字，钢架正好成了梯子，令我可在咫尺间观赏这些字：“乾隆十八年岁次癸酉七月谷旦康亲王臣永恩奉敕重修”，但书法水平低劣，决非乾隆年间所书，也不会是民国重修时的摹刻。我下到地面，又转了一圈，一个操一口河南口音的管理员对我说，这些钢架是加固塔身用的，塔去年就围起来了，因为新修的4号地铁刚好打这塔下穿过。钢架要等到明年地铁通车，确定塔不会受影响时才会拆除。
    身后的世事沧桑即便有齐天的修行也是无法料到的。万松去世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野，但到了明朝，这边已变得热闹起来，有聪明人居然想到以塔为柱造了房子，以至于那时的塔看上去像是露在外面的一截烟囱。万历年间，这里成了卖肉卖酒的地方，塔上挂满了猪肉，酒瓮挨着塔高高叠放，杀猪人手中的刀钝了，便放在塔砖上磨几下。有一个名叫乐庵的和尚，云游到此，绕着“烟囱”走了一圈，竟然发现上面刻有“万松老人塔”字样，于是立即拜倒在地，涕流满面。乐庵用历年募捐来的钱，买下了这个酒肉店，清除了污秽之后，他就住下了，于塔前日夜供奉香烛。这段往事见于《 帝京景物略》，是刘侗在崇祯八年(1635 )写下的，刘侗这个时候看到的砖塔已经是“年年草荣其顶”的样子了。一百多年后的1753年，这一年的乾隆皇帝比较忙碌，搞了几起文字狱，凌迟处死了几个书生，却私下里让人在妙应寺白塔的塔刹里藏了许多经卷和佛像，并把离白塔寺不远的万松秀行的塔也好好修理了一番，将七层的浮屠用青砖围了起来，变成了九层。
    施康强先生撰文回忆说，上个世纪80年代，塔旁挂上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到了90年代，这塔的周围又造了许多房子租给人卖电器，后来卖家电的搬走了，换成了妇女用品商店，店里摆了性感的露着大腿的模特。施先生感叹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乐庵和尚倘若再生于今世，或许不再为塔院里卖文胸怆然而涕下了。
    因此，坟墓也不是静止的，在现代社会这个时间标尺里，它比以前移动得更快。万松老人的墓化了数百年才进了城，而齐白石老人的墓，原来位于一片野松林中，才不到30年，居然落户在了居民小区的大门内侧。   
    眼下万松老人的砖塔位于熙攘的大街一侧，人来人往，似乎没有谁注意到塔消失了，估计到了明年，也不会有人惊讶于它又重现在胡同的尽头。而万松本人也绝对没有预测到，自己的墓穴下方，800年后会有个庞然大物轰隆隆日夜奔走不息。

鲁迅的另一处故居

    从万松老人塔向西，沿着砖塔胡同，可以看到许多大树。在附近宽阔的大街上，水泥地里也会突然冒出一棵大树，提示着跟大树相关的、不再存在的建筑——从那棵树的形状，可以想象它昔日在四合院前的风姿，但无论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那座四合院是什么样子的。
    走过一些大树，也走过一些正在用仿古砖头和粗大的木料重建四合院的人们。便到了砖塔胡同中一段略有弯曲的地方，如果把胡同比作河流，那么这里相当于被一块石头阻碍了一下，水绕过它，又继续往西流。这块“石头”便是鲁迅曾经住过的院子，现在的门牌是砖塔胡同84号，对应于解放前的61号（再往西便是张恨水故居，但2004年他的家已被夷为平地，现在那儿建了座高楼，当地百姓称之为“白楼”）。

    1923年的鲁迅一脸憔悴，他和二弟周作人的关系处理不好，只好暂时搬到这里来住。搬过来后，因为地方比较局促，便一边写作一边到处寻找宽敞点的房子。心力交瘁的结果是肺病复发了。他在这年10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昙，大风。上午李茂如来，同出看屋数处。午后往世界语校讲。得三弟明信片,九月廿七日发。夜李小峰、孙伏园来。大发热，以阿思匹林取汗，又写四次。”病得厉害，但仍要顶着大风去找房子，去演讲。从这年的8月2搬到这里，一直到第二年的5月，新找的房子装修完毕，他才搬走。
    “我知道鲁迅在这住过，现在他的屋子被清华的一个学生租走了。”一位北京大嫂一脸兴奋地对我说。
    我在院子里没有见到清华学生，只碰到一个80多岁的老人，他姓吴，退休前在西城副食品公司工作，一口极浓的河北口音，我仅能听懂三分之一。他占据了这个院子的西厢房，并在院子里种了几盆花和一盆葱。一会儿，他的孙女骑车来看他，帮他去买青菜萝卜馒头等等。老人说这院子中的每间屋子都重建过了，已经不是85年前的样子了。鲁迅住在这个院子的北边，他和母亲、妻子朱安各人占了一室。现在北面的房子也还是三间，每间比过去的稍大，因为院子的大门已经从北边移到了西边，腾出了不少地方。即便比过去大了，但每个房间估计都不到十平米。跟鲁迅在八道湾的三进四合院相比，显然是天壤之别。院子的大门上，铁门环已在木头上磨出了一圈很深的沟壑，我猜想这或许就是原来的那扇门，是从北边移过来的，这门环上或许留有旧日的痕迹，除此之外，这个院子中再也找不出什么东西能跟85年前的几个人联系到一起。
    《祝福》就是在这里写下的。正是在自己最为潦倒的时候，鲁迅开始想象遥远的家乡鲁镇，想象一位饱经沧桑的妇女。他在这里住了约300天，除了出去找房子、借钱买下西三条的房子、装修房子之外，校勘、写作工作并没有中止。在这300天里，他的母亲有时也过去跟周作人他们住，因此，大概有100多天时间，鲁迅只和朱安呆在一起——这或许是朱安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她和丈夫都不可能有那么长的时间亲密相处了。

Fri, 26 Oct 2007 19:07:50 +0800

三焦

     侯孝贤前年来过一次，那次是参加中国电影百年的庆祝仪式，仪式结束后他在中放讲了半个小时。那次听众也只有两三百人，有个爱挑剔的观众对他的帽子上的Hollywood标志表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
    而这次竟是人山人海，来的人实在坐不下，先是两百人被移到台上席地而坐。但还是坐不下，走道和门口都挤满了人。
    讲座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这次他没戴帽子。他谈到他昨天肚子疼，疼了整整五个小时，后来他从床上站了起来，镇定自如，把自己洗干净了，换了一条体面的内裤，然后被朋友送进了协和医院——他在强调自己的从容，他像对待电影那样对待生活，他说：“不能让人家看到内裤上有个破洞。”
    他拍《海上花》，在摄影棚里搭了厨房，然后现场端上热菜。演员们喝的不是红糖水，而是温热的绍兴“古越龙山”，整个房间散发着甜稠的酒味。“虽然不可能回到19世纪的那个气氛，但一种说不出的气氛就在那里了。”
    他的片子常常在艰难的反复中诞生。他一天拍一场，拍了三周，再从头开始。这些被废弃的工作必须要用胶片拍摄，因为演员们面对摄影机会集中注意力，他们都知道胶片的昂贵。

Thu, 25 Oct 2007 23:27:47 +0800

三焦

    坐323路公交车去了万寿寺。

    寺中最幽深处有座假山，山上有一小殿，佛像是新修的。管理人员是一位五十上下的女人，问她其他各殿的情况，竟一无所知。她说每天一早就直奔这里，下班也就径直出寺门回家，数年如此。尽管从这里到寺门等于穿越了整个寺院，但她心无旁骛，目光所及也就一条石板小径而已；尽管众多的殿堂就在这条小径两侧，佛祖、观音、罗汉就在那里面坐着，但她终究是走她的路，终究声色不动。这条路的两端十分清晰：一头是忠于职守，另一头是热爱家人。

    寺院的左侧有个屋子专门做买卖的，摆满了写着一个“寿”字的红牌子。那屋子里有一座寿字碑，其篆额为：“慈禧皇太后之宝”，碑上也只有一“寿”字 。管理者挡着我的镜头说，屋子里不许拍照，拍了照灵气就散了。

    一个家在城东的老人说，慈禧在世的时候每次从颐和园到皇宫去，总要来歇脚拜佛的。慈禧老太太活了74岁，她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这一头是镜中渐渐衰老的容颜，那一头是一个日益衰落的庞大帝国——然而她修缮万寿寺、刻“寿”字碑，却想使自己活得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