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7/2008
三焦
上午去看了杭州世贸中心的“西冷印社2008春季艺术品拍卖会”的预展，在场馆中连续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把展品粗粗看了一遍。与许多大型拍卖会类似，这次劣质品同样占了绝大多数，但也有几张精品，个人感觉最值得买的是其中的两张小画。一张是董其昌的，大概只有一平尺大小，估价在200万上下，款识为：“万壑响松风，百滩度流水。两语点缀无限佳景。玄宰。”董其昌自钤两印：青宫太保（朱文）、董氏玄宰（白文）。初步检视，款字、印章、画，三者有可能都是真的。画本身尤为精彩，笔墨一派平淡天真，其境界绝非当世作伪高手可以达到。另一张则更小，只有巴掌那么大，江岸、柳树、渔翁，竟在方寸之间都表现得极为工整，画的左下角钤有一方印章：“缊真斋”，是柯九思（元代画家，浙江台州人）的常用印，但此印可能是假的，因为画的风格不像元以前，倒是更像明代的。此画估价5万到8万，世人常常以画幅大小来计算纸币，如果只论好坏，那便是物超所值了。
6/24/2008
三焦
左图：来自重庆的一家人，女儿45岁，母亲79岁，父亲86岁，他们第一次来杭州。
右图：下午四点半的西湖边，树上的一对松鼠吸引了路人的目光。
6/23/2008
三焦
尽管历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都令人失望，但看到这届的获奖名单，还是吃了一惊。《千钧一发》是我最不喜欢的电影之一，不喜欢它不是因为它的立场与我不同，而是它的编剧和表演粗陋不堪，根本不能算一个成功的作品。关于这个电影，我已经有一篇给报纸写的短文对之作了评述（请点击：把电影做成绕口令）。
尽管电影的评奖很难找到公正的尺度，但艺术作品的好坏还是有基本的规律可循。观察一下历届上海电影节获主要奖项的中国内地电影，会发现一个非常难得的现象：凡是这个电影节中获奖的，基本上不是相应年份最好的中国内地电影。这几年相对比较成功的故事片比如《小武》、《三峡好人》、《图雅的婚事》、《香火》、《疯狂的石头》、《爱情的牙齿》、《赖小子》等电影都没有进入获奖名单。
第1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
王家卫（主席），比尔·奥古斯特（丹麦导演）、乌里希·费尔斯伯格（德国制片人）、吉拉·阿尔玛戈（以色列演员）、桃井薰（日本演员）、陈冲、霍建起
第11届
评委会大奖：高群书《千钧一发》中国
第10届
电影节特别奖 韩三平、尹力、杨受成 《云水谣》 中国
最佳导演奖 田壮壮 《吴清源》 中国
第9届
评委会大奖：中国影片《天狗》(blog)
第8届
评委会大奖 《求求你，表扬我》（中国）
最佳编剧奖 黄欣/一凡 (《求求你，表扬我》)（中国）
第7届
评委会大奖：《茉莉花开》
第6届
最佳影片：《生活秀》(中国)
6/22/2008
三焦
阔石板是离西湖很近的一个小村子，两年前的夏天我在这里拍过一个短片，男一号王成孝就住在这里，他在片中扮演了一个颓废青年。两年之后，王成孝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家里除了少了一个电脑，墙上多了两幅画，其它的一切，包括一张很窄但要睡两人的床、一个电炒锅、一只白色大磁盘和一个坏的电热水器等，都是原来的样子。但他的邻居老张却搬走了，换成了现在的小郭。
王成孝伙同几位同学在滨江办了个公司，把家里的电脑也搬去了，专门做星级酒店的软装修。他去滨江上班，要倒两次公交，“每天公交车费就要10元，有时还要打车，花费就更大了”，他一边抱怨，一边往快递信封中塞着广告单子。花花绿绿的单子是刚从印刷里印的，内容共分两种，一种是隔壁小郭的书法培训，另一种大概是他自己主持的考前辅导。
这段时间玉皇山脚下的几个村子都在紧张地改造清理整顿之中，到处是脚手架以及违章建筑的断壁残垣墙，品貌不佳的旧建筑都在涂脂抹粉，道路也被开膛破肚。接近子夜12点，还有工人在刺目的灯下挥动着丁字镐。
小郭和王成孝 阔石板的夜晚
6/21/2008
三焦
眼见为实，人总是相信他所看到的。眼睛的视觉细胞每日不知疲倦地工作，它们把许多不同频率的光转换成“色”。人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各种光的幻像而已。相信别的动物看到的必和自己一样，红色的琉璃必然是红色的，蓝色的天空必然是蓝色的，这是人类最易犯的错误。即便是这个人和那个人，由于其视觉系统的微妙差别，由视觉神经传至大脑的颜色也各有不同。那么，原来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佛陀、康德等人早已知晓这个问题的不可解。
黑白照片为何总有种超然物外的魅力？城市的夜色为何很多时候比它白天的景色更加动人？一口枯井，一个望不到头的隧洞，一座屏风，一张水墨绘画……诸如此类的事物都包含了人所看不见的一面，骰子、扑克、彩票、轮盘，正是它们那不可知的面孔使这个世界变得亢奋。因此，人们在决定一件重大事情时，不会去咨询村长、书记，他们更相信一个戴着墨镜的算命瞎子。
不过，仅仅看到枯枝败叶必然使人扫兴，在满目荒凉的地方，人们会梦想眼前长出绿叶，柏树、松树从寸草不生的土地上一下子冒了出来，常青藤像海浪一样漫过灰色的墙垣——在繁华世界的背后，自有一个广袤的颓败之所使得繁华之处更显繁华。
6/20/2008
三焦
八卦田有两种以上的观看途径。一种是从桥上直接进入庄稼地。那些庄稼地其实非常普通，一样种着卷心菜和别的什么，地与地之间偶尔夹着块水田，田里挤满了嫩绿色的秧苗。这种观看方式无法让人满意，因为传说中的八卦图并没有完整地展示出来，仅凭看到的一个局部完全无法把握它的整个图案。在没有搞清置身于何处之前，人容易自满，容易滋生狂妄自大的心理。相比之下，另一种途径更为引人入胜，不过这要耗费更大的体力：沿着白云庵后面的那条古道，可以一直步行到玉皇山顶。即便是在大白天，道路两侧过于茂盛的树木也会使眼前变得非常昏暗，而湿漉漉的山石则在昏暗中发出苔色的光。在到达峰顶之前的一个平台之上，眼前突然一亮，塞满了视野的树木纷纷向两侧闪开，一块充盈着颜色、形状、人工痕迹以及道教神秘元素的八卦田出现在前方的空白地带，就像电影银幕上突然出现的一幅静止画面。
我真正想说的其实是观看八卦田的第三种方式。这块被宋朝皇帝亲手耕种过的土地，尽管在偶然间会成为游客相机中的前景，但在更多的时候，它被深埋在玉皇山的山坳之中。除了那个平台上不足三米的地方，它不再提供其它角度的观看视线。也就是说，那些漫山遍野的树木此刻成了历史的共谋，它们千方百计阻止我们将目光投向过去。就在不远处的天际线之下，是这几年新建的住宅区，它们分布在钱塘江两侧，和江水浩渺的风光搭配出售，这些光怪陆离的建筑群落并不规避行人的目光，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可眺望见它们的身影。它们赤裸裸地站立在人们欲望的此岸，吞没着金钱、权力和售楼小姐的美好青春——然而，只要回归到那唯一的咫尺之地，这一切将立即退远成风景中的背景，被一时一地的财富点缀出的绚烂景象变成了单调的、面目模糊的史前化石般的物质。这样的观看角度具备了以千年为单位的时间标尺，很多人正在为追寻它而翻山越岭。
6/19/2008
三焦
前段时间有位卫生厅领导出来说，中国内地的临床诊断正确率不到50%，这件事居然引起了很多人对于国内医学的恐慌。恐慌的缘由可能跟医生的素质有点关系，但最主要的原因不在这里。长期以来，人们总喜欢将医学等同于我们心目中的“科学”，似乎“科学”本身就是百分百的真理。在这样的逻辑下，医学的不准确变得无法容忍。
近百年来，在中国轰轰烈烈的“除魅”运动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科学和政治合作，先是驱除了“迷信”，但在这个驱除过程中，科学本身却成了神学。
那些写在中小学数学、物理、化学课本上的东西就是真理么？那些充满了“准确到小数点后三位”数据的论文可以被用于指导实际生活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这并不是说孩子们需要丢弃课本，课本教给人的只是演绎规律的方法，而不是让人死记它给出的模式和结果。
那些拿“科学不科学”来判断一件事的人，他们其实是在拿一种将要坍塌的“神学”来掩盖自己内心的脆弱。大千世界是如此的复杂多变，而他们硬要将世界简化为“对”与“错”的二元格局。那是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被认为是“对”的世界里，因此，他们的一切生活目标政治目标经济目标只能向着自认为“对”的方向一路狂奔，而对世界本来的混沌、虚无、神秘的面目视而不见。
林毓生讲座：中国追寻现代性的迷茫与苦难——政治宗教的兴起（2008.6.18.19，中国美院）
6/18/2008
三焦
现代都市大多建立在旧城的废墟之上。据说老房子在被拆除之前，那些年深月久的梁枋会呜呜作响，这悲怆之音将延续数天之久。但没有人去倾听、去抚慰这些赴死的事物。
在杭州延安路，有一座红楼，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随着马路的拓宽，它被拦腰截断，差不多一半已化为乌有。剩下的那一截，坚持到了现在。现在的马路更宽了，残存的红楼一部分已经伸到了街道上，一些聪明人便把红楼的一个房间两头打通了，变成了人行道。半个世纪以来，对一座建筑的伤害都明明白白地写在了那里。然而，千万间被拆除得了无踪迹的比红楼更加精美的房子，它们留下的伤口已经被水泥、大理石和一个时代的虚荣掩藏了起来，这足可以解释为何现代城市的天空总要比乡村更为沉郁，其夜晚灯火不能照临的地方总会沾上点鲜血或泪水。
6/17/2008
三焦
在北京的三年中，经常跑去北大蹭课，中文系的课蹭得最多。著名教授戴锦华在课堂上最振聋发聩的一句话便是：北京的公共设施没有一处是人性化的。戴老师说的大概是过去的北京，眼下的“新北京”，应该有所改善。曾经有几次，在北京的街道上走，突然便走进了死胡同。那些街道边上的铁栏杆，看上去是一直通向远方的，但走了好长一段路后，它会突然在你面前封闭了，除了回头，没有他法。这种不讲理的地方的确存在，没有路标，更不会有人告诉你此路不通。在我走过的中国城市中，北京是铁栏杆用得最多的地方，那些冰冷的、铁质的东西似乎拼命地想把一些公共空间隔离成肉肠般的结构，似乎这些东西一旦不存在了，人民群众便要乱成一锅粥。
这次去西直门火车站买车票，经过地铁口时，看到了许多牌子，最高处竖着“地铁”两字，中间是“地铁西直门站”的灯箱，下面则挂着“地铁出站口”的牌子，最底下还要坐两个人在那里把守，我不知道将一个意思重复三遍的理由何在。这个地方跟那些没有指引牌的地方一样令人费解。北京一直是一个我读不懂的城市。
三焦
左边是师妹刘静，右边是师弟罗宁，中间是我们三人的导师崔卫平先生。
6/11/2008
三焦
老鱼腌了他的鱼儿，小林像条小鱼儿跟着老鱼，老鱼找到了第一颗炸弹，炸弹没炸伤老鱼，老鱼和小鱼又找到了一颗炸弹，炸弹还是没炸伤老鱼和小鱼……找呀找，找呀找，老鱼和小鱼找到了第十一颗炸弹，炸弹爆炸炸伤了老鱼，于是，电影结束了——高群书《千钧一发》就是这么简单，简单到像一首儿歌，一首绕口令。
许多人想看《千钧一发》，大概因为看过高群书的《东京审判》或者他的电视剧，尽管《东京审判》中忽略了许多不该忽略的东西，不过看上去还像一个比较成熟的作品。但《千钧一发》整部电影除了重复还是重复，看完之后，记忆中只有一个人、一件事。那么多做了配角的警察，与其说是个警察，不如说是个木偶，因为其行动及表现都是针对同一桩事情的同一个方面，活动的地方又基本都在拆弹现场。由此看来，“简洁”的法则并不是永远有效，人物的许多动作或许可以减少，但性格却是减不得的，性格变得扁平了人就倒下了。其实这个电影也并不是在有意识地走简洁之路，就台词来看，倒是过于繁复，删掉一半以上同样也能把事情说得跟现在一样清楚。
那些警察们，除了跟在老鱼身后欣赏拆炸弹的过程，除了其中的一两个会反复带老鱼去泡澡，总还有别的事情消遣吧，我相信一个完整的人是由生活中的许多细枝末节堆砌成的。特别是美女警察胡小林，她在整部电影中的出镜率仅次于老鱼，可一直无所事事，简直是在虚掷青春年华。一个人物的动作有无作用，不仅要看他（她）是否参与了这个故事，更重要的是，还要看他（她）所做的一切有无影响到事情的进展，有无产生对于叙事的驱动力。胡小林对剧情有点作用的恐怕就是她最后搞乱了炸弹上的电线这件事，这使得老鱼难以判断哪条线才是致命的线，不过老鱼这次分明知道危险甚至都写了遗书，却没有采用自己常用的一根长线和铁钩，而是非得要贴近炸药去摆弄，可见小林还是没起到多大的作用。
其实剧情上的硬伤还不止这些。比如那么多的炸弹一颗一颗地像蘑菇般地冒出来，尽管电影的最后已经给出了解释，说那个犯人是一个白条鸡地下加工场的打工仔，因为老板拖欠工资才这样干的，但事情并不是一个方向合理就全部合理了。问题不在于这些炸弹为何会出现，问题在于既然放在烟囱里的炸弹连老鱼都难以察觉，那么此前又是谁发现的？再比如水槽后面的、垃圾筒里的黄色块状物，这些又是怎么被发现并识别为炸弹的？这些一概都没有交代。而且，每次老鱼拿着炸弹走出来时身后总要跟着一大堆警察，经老鱼劝说才肯散去，警察对于炸弹如此不敏感的确是中国电影史上罕见的。因此，电影上的这群人看上去根本不像是在拆除非常危险的炸弹，更像是在玩他们在孩提时代玩过的“过家家”游戏。
6/10/2008
晚上在找一些照片。这几年拍了那么多，但自己喜欢的极少。这张是2001年6月17日拍的。在温岭的精神病院里，一个人在低头行走。虽然他走不出高墙，但从这个姿势可以看出，在他心中，四周并无障碍。
心即是佛。
6/8/2008
三焦
一开始看到网上公布出来的浙江卷作文题目：“触摸城市与感受乡村”，觉得非常不好，今日的城乡边界已经不再像二十年前那么清晰可辨，再把“城市”和“乡村”这两个词并立起来，似乎有所不妥。后来查了原卷题目，才知我和许多人一样理解错了，作文题目其实是让考生在触摸城市、感受乡村这两块内容中任选其一。显然其用意在于照顾到所有的考生。至于城市为何要“触摸”，乡村为何要“感受”，我相信是为了避免字面上的重复，并希望区别两种感受的不同。这样看来，这个作文题目出得还是不错的。无论是让来自农村的考生去描绘城市，还是让城市的考生去写乡村，还是让考生写写身边的土地或人之间的关系，在这样一个变迁剧烈的时代，这种关注视角是值得肯定的。作为校园里的中学生，一味地在一些重大事件上下功夫死记硬背，并希望把这些大事情直接镶嵌到作文中去——语文老师如果还在教学生这样的功夫，作文考试就失去了选拔人才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浙江卷的题目不像某些省份一样去聚焦大事件，而是像去年的题目“行走在消逝中”一样，把视野放大到了更辽阔的所在，以这样的方向去引导语文考试，我相信不久就会使语文教育将目光和心态从旁门左道上撤离出来。
6/6/2008
三焦
《二十四城记》与其说是一部电影，不如说它更像一首诗，一首由9段影像写就的诗歌。电影用9张面孔，9种生命经历交织成的群体叙事，试图呈现出一个国有企业在半个世纪中的沧桑之路。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一大批国企开始转型，军工企业也不例外，这些以数字命名的大厂，比如798，比如电影中的420，它们同样无法逃脱经济市场化后被改造被取代的命运。420厂大部分厂房被推到，然后在废墟上建成名为“华润二十四城”的高档住宅区。而在这个拆建的过程中，一些工人的回忆被逐一叙述出来，无论是早已下岗的，还是依然在厂中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工人或领导，他们身上有一种无奈，一种身不由己地沉浮于命运之河的伤感。
像贾樟柯以前的《小武》等影片一样，这部电影的影像质地依然贴近现实而显示出它坚硬的一面。关于女工侯丽君的这段影像尤其精彩，这段以纪录片方式出现的影像，以空荡荡的公交车厢作为人物的背景。车窗之外流动着城市的美丽夜色，车内的女人泣不成声，她回忆起下岗时十几个姐妹一起吃“别离饭”，她们拉住主任问，我迟到过么？主任答，从来没有。她们再问，我工作有无不认真？主任再答：从来没有……影片以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返回过去的那个“现场”，让一些在悠久岁月中积聚的浊泪释放出来。
当然，这些诗意的书写方式也携带了它的先天缺陷：当电影镜头仅仅以人物叙述的方式而不是以直接的现场来讲述历史时，历史本身便变成了被讲述的讲述，叙事的力量感便要大打折扣。尤其是那些扮演的叙述者，比如吕丽萍，其先在于观众的印象严重影响了对于人物真实感的建立，因此她的表演成分中一点微小的“虚焦”，都会立即被观众捕捉到——从这个角度上说，将虚构与纪实并列，显然是一种冒险，尽管演员的表演是那么的出色，影像节奏的处理、音乐的搭配都很成功，然而事情的吊桅之处在于：这种成功却同时质疑了那些纪实段落的真实性。
在这些片段式的群像展示之中，贾樟柯自己的声音也故意被保留下来。虽然他自己的形象不进入镜头，但他的声音会突然冒出来，暗示出叙述者面对的既是倾听者，又是电影的作者。然而当陈冲、赵涛等人扮演的角色出现时，与之对话的贾樟柯则成了画面之外的演员——导演在其作品中处于如此复杂微妙的位置，与传统名作《琵琶行》有得一比。贾樟柯或许就是那个江州司马，当9个人讲完他们的故事，银幕之外的青衫早已被成都的苦雨打湿。
更多图片请见：http://www.moobol.com/ms/1364/live1364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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