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焦

　　杭州市龙坞镇，本是一个平常的农村集镇，但由于距杭州市中心仅二十公里，这几年“农转非”的速度便特别快，镇上到处都是新盖的别墅，连这边的山沟里都耸立着一座座色彩怪异的不中不西的建筑。但周围的生活设施却没有跟上，道路上还是垃圾遍地、尘埃飞扬，超市里的东西不但不新鲜而且价格基本比市里高出一截。住在这样的地方，尽管看得见南山，也可尝试采菊东篱下的姿态，却依然受着噪音、污气、不洁食品的包围，那种对于田园诗般的生活乐趣的追求，依然只是想象。
　　在龙坞镇的葛衙庄村，我看到一座硕果仅存的老房子。这座建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房子，开间宽阔，梁柱粗大，檐下的牛腿雕刻虽然不甚精细，却也磊落大方。房子的女主人至今还在其中住着，她回忆说，这座房子是75年前她奶奶建的，那时她家很富裕，拥有大片的山地、水田，这座房子的木头就是从自家的山上砍的。她奶奶有三个儿子，但两个儿子得了怪病，在1949年到来前，为了治病，他们家的田地都卖光了，只留下了这座房子，因此在划分阶级时，他们家很幸运地成为了贫农。
　　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房子的主体部分都被村供销社占着，每月象征性地给他们家20元钱作为房租，那时她们一家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房檐下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字和柱子上的对联：“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及门上的毛主席语录，就是供销合作社时期留下的痕迹。

　　这篇文章分析得比较到位，但文中说的“中西方根本哲学的深刻对比”，我不甚赞同，我不明白什么叫“根本哲学”，也不明白在国家主义的操控下，东西方哲学究竟有什么可比性。——三焦sanjiao.net

闭幕式的美学冲突 / 朱迅垚

闭幕式遇到了美学上的冲突。
开幕式掺杂了太多具有宏大叙事倾向的元素，民族-世界，中国-西方，传统-现代，这三个二元对立概念形成了与开幕式有关的一切叙事的张力。对于开幕式来说，演员-观众，这一最基本的舞台概念已经远远超越了文艺本身，三个宏大叙事概念纵横交错，决定了开幕式的基本元素、主体想象、以及它所选择的美学方式。
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张艺谋成就了开幕式，而是开幕式成就了张艺谋。国家主义美学遵循着它的逻辑，以不受艺术规则和导演控制的方式在一切场域、一切细节上展开，包括，每一个梳着同样的鞭子，穿着相同的裙子、衣服，有着一样的脸庞和一致的手势姿态的小男孩、小女孩，即使是最为突出的林妙可，它也只是国家主义的明星，换一个朱妙可，张妙可，或者杨沛宜，对于美学整体性本身没有任何影响，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从小就是国家主义舞台的绝佳演员。
国家主义美学并不只是张艺谋的文艺表演，它也体现在我们导播如何切换画面，如何按照政治规则给现场人物特写，体现在现场座位的方位安排乃至于地毯的铺法、运动员位置的站法，一切都在按照国家主义美学的逻辑展开。
开幕式不是张艺谋的成功，也不是国家主义美学的成功，如果没有开幕式背后掺杂的大量非文艺性因素，没有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往被诟病过无数次的缺陷仍然会被一次一次地痛骂：人海战术、煽情路线、撒娇主义、春晚风格、毫无创意以及容易让人审美疲劳。
张艺谋曾经用东方美学迎合了西方，如今，他又反过来成为国家主义美学的第一代言人，当“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式的启蒙运动远去的时候，张艺谋转向商业主义，当“黄金甲”式的美学遭到一致批评后，他转向了国家主义，如果我要给张艺谋命名的话，暂且将这个人命名为“美学投机主义者”。
当“张大师”功成名就，抽身而去，闭幕式的美学冲突就与他无关了。在闭幕式上，我们看到这种冲突几乎无法避免。伦敦的八分钟完美地诠释了以下几个抽象概念：人本主义的个人美学、崇尚个体解放的文艺自由、充满创意和现代感的都市文化，他们的文艺表演是轻松的、自由的、动感的、现代的、有创意的、充满想象的、个人面孔活泼的，我们的美学方式则是严肃的、规整的、拘谨的、缺乏想象力的、有气势却让人乏味的，这就是西方个人主义美学和国家主义美学的区别，这就是中西方根本哲学的深刻对比。
如果说伦敦与我们的对比还不算冲突的话，那么在进入晚会第三章“狂欢”这一章的时候，闭幕式的美学冲突显露无遗。所有的宏大叙事在狂欢那一章被消解，此刻的民族主义神经已经不再兴奋，国家主义美学完全无法掌控这样一个命题：狂欢。以至于当主持人讲出狂欢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满身不自在。一种内在的冲突在闭幕式此后的所有时间里暗自发生。还未个性解放的大陆演员明显拘束局促，场面有点乱，所有的人都既想完全放开，由于内在的束缚，又无法完全放松。每个人都习惯了在它的位置上，他们习惯被划定了每一个动作，被规定了每一个下一步的姿态，一旦被要求完全自由地狂欢，所有习惯了国家主义美学方式的人们已经完全乱了。
在此，国家主义美学突然遭遇了它的困境，它无法掌控现代文艺方式，也无法适应现代国际交际场合。在美学效果上，纯正的国家美学要求有序一致，严肃但有气势，而闭幕式却要求轻松、欢乐，所有人在此享受一个大的ｐａｒｔｙ，它需要的是西方式的崇尚个性、反对束缚的文化。与内陆演员相比，香港演员明显更有现代感，更能放得开。这反映了他们所受的个人主义文化浸染更深。
闭幕式的美学冲突反映了国家主义美学的没落，而这两场文艺盛会所反映的不仅是这个国家精心准备的表面元素，它还反映了这个国家集体无意识的深层文化心理乃至这个国家的个人存在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悖论，我们呼吁文艺界（体制内的）摆脱国家主义美学的束缚，然而，当真正给他们机会的时候，他们却局促不安，不知所措，对于他们来说，国家主义美学几乎是深入骨髓的。

三焦

　　早在二、三十年前，姜东舒先生在书法界的名声就很响亮了。但对于他的字，我一直不怎么喜欢。他的隶书大概是出自《曹全碑》一路，但用笔极个人化，有点扁，而且总在笔画的尾巴上弄点小花样。
　　我不写不画不刻已经多年，因此对书法界的事情所知甚少，加上多年来未见姜先生新作，印象中他似乎已经作古多年。不料昨天在浣纱路碰到了傅少华，说起姜东舒正是他的书法老师，并说姜先生才去世半年。他向我出示了姜先生送给他的一幅作品，并说明了这幅字的来历。
　　　1989年，姜东舒在一次书法同好的聚会上写了一幅字：“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并落了款，款中有“秦观诗句”云云。傅少华看了，暗自纳闷，回家后即给姜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两句诗应该是辛弃疾写的。姜先生很快便回了信，并随信奉送了一张书法作品，写的是苏东坡的诗句：“堆几尽埃简，攻之如蠹虫。谁知圣人意，不在古书中”。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今天，肯定会让人费解，因为凡名家之作，一般都已经明码标价，送字等于送一叠人民币了。可见姜先生还是性情中人。
　　不过既然把作品免费送人，总得借此勉励一下后学吧，为何要写这样一首诗呢？这可是当年苏学士用来讽刺死读书的年轻人的，至于写这首诗是否因为对方指出了他自己的缪误，想想总是不太可能的。
　　“青山遮不住”，或者“大江东去，浪淘尽”，说的都是时间的故事。时间是一只筛子，上面布满了窟窿，那些小聪明、小技巧、小玩艺一转眼便不见了踪影。不过，这个八卦故事大概可以用“名人趣事”的角度来解读，因为姜东舒先生毕竟是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书法家，在八十年代初，他的小楷是被奉为圭臬的，关于这点，今天五十岁上下的书法爱好者应该更有体会。

三焦

     住在六桂坊附近的一对老夫妻，他们家门口的一块石头上还有两个残缺的字，据说这石头就是当年六桂坊的石匾额。

　　杭州西湖边有几棵大樟树，某一年忽然来了几只松鼠，此后它们的数量与日俱增，据说最多时达到了三十多只。但眼下只剩下了十几只了。
　　住在六桂坊附近的一位老人，经常来湖边喂松鼠。他每天一早就起来了，让老伴给他装好一袋饼干、一袋花生米，就到六公园去了。
　　“阿莉，阿莉！”他朝着一棵大樟树喊，阿莉是其中一只松鼠的名字。阿莉躲躲闪闪地过来了，但停在了离他一米远的地方。无论他喊得多么动情多么卖力，阿莉再也无法像往常一样接近他了。由于患了前列腺炎，他已经整整一周没来湖边了。这一周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深感疑惑。
　　另一位老人出现了。他指着地上的一滩血迹，脸上满是愤慨。原来西湖上出现了一帮专门逮松鼠的人。他们用鱼钩和诱饵，钩取松鼠，或卖往花鸟市场，或自行屠杀了下酒。三十多只松鼠被逮走了一半。
　　处于自然状态的松鼠应该是很警觉的，它们那么容易上钩，显然跟这几年和人们建立的信任有关，那些给予它们的关爱反而要了它们的命，这大概是老人们没想到的。
　　松鼠如此，人又何偿不是如此？被人们所信任、膜拜的对象成了成了杀人不眨眼的侩子手，这样的事情在全球范围内都有。人性的复杂连我们自己也理解不了，当然远非一只松鼠能理解。不过此事同时也揭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对于“和谐社会”的认识，动物可能比人的层次更高。

三焦

　 （图片来自网络）

　　这几天网上盛传奥运开幕式上“假唱”的事，一些人认为捅出此事的陈其钢比较恶心，说他将无辜的女孩林妙可毁了。但陈其钢作为开幕式的音乐总监，当然也有责任道出真相。
　　8月13号的《纽约时报》这样说：In his radio interview, Mr. Chen said a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powerful Politburo, whom he did not identify, attended one of the last rehearsals, along with many other officials, and demanded that Miaoke’s voice “must change.”译成中文是这样一句话：“陈其钢在接受采访时说，政治局一个高层官员和许多别的官员一起观看了最后的彩排，他要求‘必须更换’林妙可的声音。”如果陈说的属实，那么这场假唱并不是张艺谋的初衷，而是张艺谋认真地听取了某位领导的意见而改真唱为假唱的。不过，张艺谋在《南方周末》采访时却说了这样一番话：“经常是领导一来几十个，大家坐下来谈，凡是三人以上的意见，我一定改。”显然，陈和张两位当事人的话有点矛盾，因为老张说他不会只信一个人的，因为“三个人以上如果否认这一点，这一点一定有问题”（看来老张是很重视观众意见的，他一再强调领导也是观众的一部分，这里我们先忽略老张的一个常识错误：被三个人否定的事情一定是有问题的吗？如果这三个人中的两个人事先因为某种心照不宣的关系与另一个达成了表面的意见一致呢？）。
　　当奥运开幕式结束后，总导演张艺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整个开幕式，最令他感动的就是“那个小女孩唱《歌唱祖国》，每次排练到那儿我都很感动，很由衷的”，这句话说得实在诡异至极，这个小女孩是谁？是林妙可，还是杨沛宜？作为一个艺术家，最根本的素质是什么？难道不就是情感的真挚吗？那么，假唱真挚不？张艺谋真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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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晚饭时，母亲回忆起19年前坐车去上海的情景。我注意到，她这次的回忆与数年前的有些不同，或许是年龄大了，细节淡忘了罢。以前那次，她叙述了一些学生喊口号和捐款的细节，并说那些学生是如何如何的可怜，据她说，学生和可能一些不是学生的人，把整个外滩都塞满了，有几个学生还拿着捐款的箱子。她和父亲两人好不容易才从人群中挤了过去。不过，学生捐募所得的钱是做什么用的，她始终没有提起。记得那时我单位的领导说过是作什么“经费”的，至于具体是什么用途，现在连我自己也想不起来了。
　　而这一次，母亲根本没有提到学生捐款的事，我提醒了一下，结果她说根本没有见过学生捐什么款，那时大家都很穷，哪有什么捐款的事，游行倒是看到的。她记忆最深的一件事，乃是她那次去上海，居然穿了一件大襟衣裳，到了上海，父亲的朋友便笑话她，说这样的衣裳，整个上海便也只有她这么一件了。果然后来母亲去大世界看越剧，一帮外国人便围着她转，相机的闪光灯不停地闪。母亲说她其实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因为终于有一天，第二个穿大襟衣裳的人在上海街头出现了，不过，那人却是个疯子——她说到这里，一家人差点喷出饭来。
　　19年前，从温岭到上海，一路上还没有现在那么多的隧道，汽车只能慢腾腾地翻山越岭，大概需十多个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不但路途艰辛，而且深山冷岙之中，往往埋伏着千百家宰客的黑店，待车一停，黑店老板便立马点头哈腰，将司机请到一间密室之中。不过那个司机竟刚好是我父亲的朋友，便请我母亲一道享用了他那免费的午餐。就在数十名乘客正在隔壁大厅中任人宰割之际，老板亲自作陪，在包厢里摆下了满满的一桌菜来，每个菜都油水充足，在白炽灯下熠熠生辉。这也是母亲忘不了的细节之一。

三焦

　　方山位于台州、温州的交界处，又名方城山、王城山，王羲之《游西郡记》云：“临海南界有方城山，绝巘壁立如城，相传越王失国尝保此山。”台州古属东瓯，为“南蛮之地”，两千年前，方山侧畔还是一片岛屿，本地土著多从事渔业，舟楫往来，民风强悍。
　　每每看到方山那横亘天边的样子，我总要想到鲁迅提及的“台州式的硬气”，方正耿直，不但人如此，山也如此。

三焦

　　昨天下午的雨很大，母亲念叨说那是牛郎织女在哭泣，今年的约会提前了，牛郎又有一大桶饭碗等着织女去洗。
　　农历七月初七，浙江温岭箬山有过“小人节”的风俗。天还没亮，就有人摆出供品和彩亭了。我早上七点钟到达那里时，几户人家正在撤走猪肉、糖龟、西瓜和粽子，供桌旁烈火熊熊，那些纸糊的小人正在化为灰烬。
　　一艘巨大的渔轮旁，一个6岁的小女孩在我的摄像机前说，她擅长跳舞，在学校里经常得奖。我说那你现在就跳一段吧。她说她只会双人舞，我说那你找个舞伴好不。她听罢马上飞奔起来，跑过码头，穿过两条街道，再跑上一个土坡，我拿着摄像机跟拍，跟得大汗淋漓。
　　她冲进了一户人家，一分钟后，便带着一个跟她差不多年龄的男孩子出来了。他们俩开始摆出姿态，边唱边舞，不过动作硬梆梆的，像演革命样板戏，估计多时不练功了，手段有些生疏。表演了大概五六个动作后，他们俩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天空，姿态几乎同时凝固了，口中大叫：“下面忘记啦。”她便带着舞伴又往远处跑了。
　　在半山腰上，一个小男孩正在为自己上学的事情发愁。他妈妈三年前跟人跑了。她妈妈来自贵州，15岁那年就跟了他爸爸，但一直到她离开这个家，两人都没有领结婚证。小男孩无法在当地注册户口，尽管每年的这一天爷爷都要给他糊一顶全村最漂亮的双层彩亭，但却无法改变他的社会身份，他只是一个非法的生命。

三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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