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焦

　　昨晚化了一个多小时开着电动车到达了兰溪小城的边缘。
　　上个世纪下半叶，兰溪是金华地区经济的领军者。在集体经济时代，那些浓烟滚滚的工厂成了当地人的骄傲。
　　可在新世纪的曙光到达之前，兰溪作为一个经济都市的外衣已经被彻底剥落，现在她像是躺在解剖台上的病人，众多丑陋、肮脏的水泥厂像是腹中裸露的肠子、而那些日夜被大卡车蹂躏的坑坑洼洼布满了裂痕的大道像是一场灾难遗留的伤痕——在讲究环保、宣扬空气质量高居生活质量首位的冷酷新世纪，她成了一个最也无法被原谅、无法被拯救的牺牲者。

　　任何一个有数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手握三枚铜钱投掷到桌面上，哪枚朝上，哪枚朝下是随机的，跟这三枚铜钱是康熙年间制作的还是唐朝铸造的没有任何关系，跟投掷的时刻到底是半夜还是中午也没关系，跟掷铜钱的人此刻心里所想还是没有关系。数学常识当然是属于“科学”的范畴，“科学”的正确性一直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然而“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们习惯将这些无法解释的东西归入“美好的理想”范畴，相信“科学”这位无所不能的强者能在将来的某一天揭开谜底。

　　既然这是个去魅（deenchantment）的时代，那么，不妨对“科学”也去一下魅，去掉我们对于“科学”本身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吧，我们不指望它能解决生活中所有的问题。比如为何一位道德高尚的师长突然去世，而一位恶事做尽的人却能在豪宅中享尽天年；比如一朵花的枯萎、一只鸟的坠落、一棵新苗破土、一个新生儿来到世上，这些事情科学无法把握。说得更详细点，就是说今日的科学只能解决单一坐标的问题，而且往往是只能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作出一个看似合理的判断。

　　没有科学，我们照样生活在阳光和空气里，而且阳光和空气的质量会更好。没有电灯，人类照样在黑暗中思考人生的问题……

　　那么，六爻是什么呢？是中国人的智慧。

　　　子孙酉金″ 白虎

　　　妻财亥水″应 呈蛇

　　　兄弟丑土″ 勾陈

　　　兄弟丑土″ 朱雀

　　　官鬼卯木′世 青龙

　　　父母巳火′ 玄武

　　这是三枚铜钱六次投掷通过严格的排盘得到的结果，这个结果首先受制于投掷的时辰，这些时辰也好、金木水火土也好、青龙白虎也好，它们的“合力”会对事情产生影响，而且这个“合力”中的“分力”是有区别的，哪个强哪个弱都有讲究，兄弟父母子孙妻财之间又有相互牵制关系——总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既有当事人、与当事人有关的事与物、也有当事人的家庭、朋友和星辰日月，还涉及到当事人的历史。

　　从《周易》的出现算起，这种算卦方式已经存在三千年了。这三千年间，不知有多少智者为之穷尽一生，他们难道都不知道那投掷的一瞬是随机的么？

　　在现代世界，在现代性日趋模糊的面目当中，随机性或许只是“人人平等”的幻影。

　　但一个生命的诞生或者死亡，绝对不是一个随机数，否则，人生将等于尘埃一现毫无意义。

　　“科学”是最绝望最无人性的代名词。

（下面的资料文字来自王虎应 2007年六爻化解面授班资料）

　　东中郎参军景绪得病数年不愈，就派弟弟去郭璞那里求测，于未月癸酉日（戌亥）占得地泽临卦，郭璞以卦推断，告之景绪之病须吃兔子肉可愈。随后景绪的弟弟在回家的途中，捕得一只兔子，让景绪吃后，其病即愈。郭璞是如何从卦中提取化解信息的呢？让我们分析一下。

子孙酉金″ 白虎

妻财亥水″应 呈蛇

兄弟丑土″ 勾陈

兄弟丑土″ 朱雀

官鬼卯木′世 青龙

父母巳火′ 玄武

[判断] 虽然弟弟为了给哥哥占病到了郭璞那里，但最初想要预测的是景绪本人，是他派弟弟去的，其弟弟只不过是代测罢了，因此用神不是兄弟爻而是世爻。（这种取用神的方法在《增删卜易》中也有类似的例子，详见“他念由他动，慎勿提他”之论述。）世爻官鬼卯木在未月休囚，又被日辰克伤，说明病的不轻。假如用六爻来化解，只要世爻变旺，其病就会愈合。

用神为卯木，忌神没有发动，因此不需要从制服忌神的角度来考虑化解的方法，只要加强用神的力量就可以了。加强用神的方法有二，一为借助元神五行的力量生助用神，一为借助与用神相同五行的力量比旺用神。郭璞采用了后者。

与用神相同的五行为寅木和卯木，寅木与元神亥水相合，使元神贪合忘生，对用神作用不大，因此卯木就成了最佳的选择。同时使用卯木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卯木在助旺用神的同时，还是天医星。神煞虽然在预测中不起作用，但把它用于判断时，还是可以做为一种提取信息的辅助星来参考的。例沐浴、桃花、驿马等还是有一定的应验率。

卯木与动物兔子相对应，地泽临为坤宫卦，坤为肉，二者之义结合起来就是兔子肉。世爻临青龙，青龙主饮食，因此病人吃兔子肉，就会从兔子肉借来能量，加强病人体质，达到改善疾病的目的。

三焦

 (更多照片请见本文配套相册)

　　金堂桥位于曹宅中学初中部的后面，是曹宅仅存的三座石拱桥之一，桥边有一棵千年樟树。住在附近的村民都认为“樟树是有灵的”，因此经常要在树下烧香点烛。关于这座拱桥，造于什么年代已经无从稽考，村里的人说，这桥名气大着呢，朱元璋要饭时曾在这座桥上睡过。近年来，樟树所在的那块地被中学卖走了，树的根部被围进了中学的围墙，村民们对此颇有意见。一位老农指着对岸新造的中学大楼，对我抱怨这些不雅的建筑破坏了风景。可见对于环境的审美，念书的人并不见得比不念书的人更有能力，关键要看念的是什么书。

　　据说这金堂桥畔本来是有一个很大的庵堂的，但不知道何年忽然消失了。眼下中学内还留有另外两棵大樟树，想也是以前庵里之物吧。拱桥的底部，许多石块已经脱落，或许过不了多久，它会被一座干净但却丑陋的桥所代替。

　　按照数年前公布的资料，曹宅本来有五座老拱桥的，现在却只剩了三座。金堂桥、拱极桥都是单孔拱桥，另外的一座，却是三孔的。这座三孔桥已经破烂不堪，旁边的桥亭坍塌得只剩下了几根石柱子，那几根柱子上都刻着字，由于局部漫漶和覆盖着长藤，文字很难看全，大致能看出两点意思来：一，这座桥亭建于民国二十二，即1933年；二，柱子上的部分文字内容是勉励读书人勤学进取的。桥和桥亭位于昔日的古道上，大概是浦江义乌一带的书生们赶往金华府考试的必经之路。

　　在离桥不远处的一座简易平房里，住着一个养鸭人。由于老宅失火，他在这里住了13年了。他回忆说，去年春天，连续几天下大雨，山洪爆发，他突然听到一声巨响，跑过去一看，只见桥已经塌了一大片。不过这一年多来，无人来关心这个事情，因为这座桥和桥亭正好在曹宅和大黄村的交界处，大概谁也不想管吧。

　　那些老桥消失的理由很容易找到，在向上级部门的报告中写上“自然力不可抗拒”，这责任大概就跟自己无关了。然而曹宅大佛寺中的动静，却令人疑惑。这座佛寺，也不是一般的佛寺。据文字记载它始建于南朝梁武帝大同六年(公元540年)，大约与新昌大佛寺属于同一时期，八十年代尽管作过大修，但从眼下保存的建筑看，还是晚清民国的风格。寺中的大佛尽管在文革中毁损严重，但八十年代初经过义乌著名泥塑匠人吴志亮三年时间的修复，复原得相当不错。但就是这样一座市级文保建筑，却在最近被毁去了整整一进，原因是新建的大雄宝殿后面留的空间不够。现在那旧的寺院，像是被刀切去一般，留下了整齐洁白的一垛墙，而新造的大雄宝殿，则粗陋花哨得不堪入目。

　　而寺院入口处那些崭新的小屋、那些设计得一点也不文雅的九曲桥、花坛等，却硬生生地安插在一个宗教场所里，不过这些东西顶多是浪费钱财，拆掉了还可归还出一片宁静。但那一大片拆掉的古建，却无法再重现了。三十年前人们犯下的罪还可算在“四人帮”身上以欺骗他人欺骗自己，但今日犯下的罪，想是再也无法洗刷了。据庙里的工人说，古建拆掉是主管和尚的主意，那个和尚据说是个骗子。但不可理解的是，一个和尚的权力可以大到随便拆除文保建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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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下天竺　　　　　　　　　　　　　　　　　　　　20世纪20年代的下天竺

                   　建筑物的细节对比。

　　天竺路是杭州最出名的一条路。“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白居易诗），天竺路上除了三座著名的寺院，还有一路的桂花树，每年中秋前后，那些往上天竺进香的香客，沐浴着一路的阳光和一路的桂香，便真有一种超脱尘世的心境了。

　　上天竺的观音菩萨，杭州人最信。但到了庙里，会发现观音雕像并不像其他庙宇中的那般大，而是小到令人惊讶。大概十五年前，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在上天竺出家，我在寺里住过一段日子。每天都到观音殿里听钟鼓之音，听幡旗在风中叮咚作响。庙里的师傅说，这座观音菩萨是从一段木头里现身的，那木头来自一口寺院的一口深井。但井在何处，庙里的师傅总是秘而不宣。有一天，我从城里有事回来，一个小和尚对我说：你错过机缘了。原来，这天他们被方丈叫去整理佛龛，结果发现那口神秘的井就在莲台之中。也就是说，观音殿是以这口井为中心建造的，这是晋朝天福年间的事了。但明朝的张岱认为原来的菩萨像在金兵入临安时被金兀术抢走了（这是公元1130年的事情），后来“天竺僧乃重以他木刻肖前像，诡曰‘藏之井中，今方出现’，其实并非前像也。”

　　前段日子走了三回天竺路，发现这十几年间，天竺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先是建筑又更新了不少，比如上天竺的古泉井，被彻底整修过了，井壁都换了新的石头，井上多了一个簇新的亭子，十多年前的苍古之气一扫而空（我在“松尾芭蕉的俳句”这篇博文中曾经写过），还有观音殿前，大概是来做佛事的人太多，加盖了一个很大的风雨廊，破坏了观音殿的视觉效果。三大寺院的门面都被修复得很新，而且拼命朝着外围扩大领地。

　　并不是说新的一定不如旧的，比如安全设施防火设施新的功能一般都比旧的强。但在古建筑的诸般技艺上，现在还很难跟过去相比。眼下西湖要“申遗”，于是把西湖十景挨个圈了起来，想恢复到旧日状况，但可想而知，顶多也只能在建材上恢复而已，工艺上是无法恢复的。就拿屋脊上的工艺来说，即便是离现在不远的民国年间的建筑，也多用砖雕镶嵌而成，而现在整修过的那些，往往是拿水泥一抹，随手弄点花纹即成。一方旧砖雕在古董市场上可卖百万，而新砖雕的价格只有它的二十分之一，可见大家对此都心知肚明。令人不明白的是，那些因为以新换旧而拆下来的建筑构件，不知都怎么处理了，或许在博物馆里吧，但我们怎么没见到呢？

　　旧日的建筑，一般以木材为骨架，也正因为梁椽是木头的，年份一长，受到重力作用，整个屋顶和木头之间就有了一层亲密的联系，犹如人之肌肤与骨骼，其轮廓线看上去与大自然、与生命是最为谐调的，因此以线条为主要造型元素的中国画，迄今还在画昔日的老房子。净寺的觉智法师说，现在新造的庙宇，所有的梁椽和斗栱，都以水泥钢筋仿造。这当然跟木材的稀缺有关，据说北京故宫的修复，都要从美国进口木材。以水泥钢筋为骨，即便过了千年，它也不会和自然和谐。难怪现代的庙宇，无论近看还是远看，都是一付粗糙模样。

　　老的失落了，新的却与日俱增。这条千年相袭的天竺路旁，居然造了一条柏油公路，整日车来车往，使得这一带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寂静。造这条路，砍去了多少古树名木不说，它制造的噪音，早已将天竺的最后那层意义全部消解了——连寂静都无从得到，还谈什么超脱尘世的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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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龙坞镇，本是一个平常的农村集镇，但由于距杭州市中心仅二十公里，这几年“农转非”的速度便特别快，镇上到处都是新盖的别墅，连这边的山沟里都耸立着一座座色彩怪异的不中不西的建筑。但周围的生活设施却没有跟上，道路上还是垃圾遍地、尘埃飞扬，超市里的东西不但不新鲜而且价格基本比市里高出一截。住在这样的地方，尽管看得见南山，也可尝试采菊东篱下的姿态，却依然受着噪音、污气、不洁食品的包围，那种对于田园诗般的生活乐趣的追求，依然只是想象。
　　在龙坞镇的葛衙庄村，我看到一座硕果仅存的老房子。这座建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房子，开间宽阔，梁柱粗大，檐下的牛腿雕刻虽然不甚精细，却也磊落大方。房子的女主人至今还在其中住着，她回忆说，这座房子是75年前她奶奶建的，那时她家很富裕，拥有大片的山地、水田，这座房子的木头就是从自家的山上砍的。她奶奶有三个儿子，但两个儿子得了怪病，在1949年到来前，为了治病，他们家的田地都卖光了，只留下了这座房子，因此在划分阶级时，他们家很幸运地成为了贫农。
　　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房子的主体部分都被村供销社占着，每月象征性地给他们家20元钱作为房租，那时她们一家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房檐下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字和柱子上的对联：“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及门上的毛主席语录，就是供销合作社时期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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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下午的雨很大，母亲念叨说那是牛郎织女在哭泣，今年的约会提前了，牛郎又有一大桶饭碗等着织女去洗。
　　农历七月初七，浙江温岭箬山有过“小人节”的风俗。天还没亮，就有人摆出供品和彩亭了。我早上七点钟到达那里时，几户人家正在撤走猪肉、糖龟、西瓜和粽子，供桌旁烈火熊熊，那些纸糊的小人正在化为灰烬。
　　一艘巨大的渔轮旁，一个6岁的小女孩在我的摄像机前说，她擅长跳舞，在学校里经常得奖。我说那你现在就跳一段吧。她说她只会双人舞，我说那你找个舞伴好不。她听罢马上飞奔起来，跑过码头，穿过两条街道，再跑上一个土坡，我拿着摄像机跟拍，跟得大汗淋漓。
　　她冲进了一户人家，一分钟后，便带着一个跟她差不多年龄的男孩子出来了。他们俩开始摆出姿态，边唱边舞，不过动作硬梆梆的，像演革命样板戏，估计多时不练功了，手段有些生疏。表演了大概五六个动作后，他们俩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天空，姿态几乎同时凝固了，口中大叫：“下面忘记啦。”她便带着舞伴又往远处跑了。
　　在半山腰上，一个小男孩正在为自己上学的事情发愁。他妈妈三年前跟人跑了。她妈妈来自贵州，15岁那年就跟了他爸爸，但一直到她离开这个家，两人都没有领结婚证。小男孩无法在当地注册户口，尽管每年的这一天爷爷都要给他糊一顶全村最漂亮的双层彩亭，但却无法改变他的社会身份，他只是一个非法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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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建造年代以及所用的材料都历历可考，它的大小和颜色同样能被我们的建筑师傅掌握。但关于它的另外一切，没有人敢说已经知晓。这个国家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个天安门，每个人所想象的、所亲眼见到的天安门各不相同，甚至连“天安门”三个字的发音都各不相同。它曾被印在手帕、头巾、碟子、水罐、脸盘等日常用品上，并被铭刻在了许多纪念物中，在它的形象周围，总是布满了放射状的线条，象征着这个建筑时刻散发着人眼所见不到的光芒。1949年后，一座普普通通的城楼，其身份被彻底改变了，连同它前面的同名广场，一起被几亿乃至十多亿人反复书写。今天，当人们来到天安门广场，总要在天安门前留影，他们不知道为何要这样做，只恍惚觉得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被几亿人所牵挂的东西，千百年来还能有几件？

　　此刻，一家四口正在天安门前逗留，儿子拿着数码相机不断地给老爷子照相，置身边的媳妇和儿子于不顾，老爷子始终摆着同一个姿态，一身黑衣，神情极其严肃；在他们不远处，几十个穿着红衣服的人正喋喋不休唾沫飞溅，试图给没有相机的人提供摄影服务；30多位来自廊坊的大学生，伏在广场的一角，用一种特制的化学药水清洗地上残留的口香糖，他们来了三天，下午干完活，就要回去了。药水洒在残迹上，湿掉的地方漆黑一片，几十个春秋里遗留的东西暴露在太阳底下，被一块抹布轻轻抹去。

  （更多图片请见：http://www.moobol.com/ms/1350/live13508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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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传佛祖释迦牟尼涅槃于两棵娑罗树之间。在大觉寺的方丈院里，就有两棵数百年树龄的娑罗树。眼下的方丈院已成了宾馆，最低房价190元，只要交了钱，就可以在眠塌上倾听山风掀动树叶的声音。
　　大觉寺始建于辽代，将近一千年了。这千年间寺院几度盛衰，只有几块石雕、一方石碑还可考证出它最初的岁月。即便是明代重修的建筑，也仅存两个大殿，殿中正在修缮，工人们在光线黯淡中作业，不知道是怕灯光太亮了影响到文物的寿命，还是在锻炼工人摸黑操作的功夫。其余的建筑则其本上是清代以后的，乾隆的题字到处都有，后面高坡之上，似乎凡是能刻的石块，都刻上了他老人家的字。寺中坐了许多人在喝茶、打牌、下棋、聊天，这则是九十年代后的盛况了。北大的季羡林先生在还能到处走动时，就喜欢坐在这里。
　　离开大觉寺时，院中管理员大姐以一册《地藏王菩萨本愿经》相赠。我走出山门不久，小腿忽然抽筋疼痛不堪，在一个卖樱桃的老太太那里坐了一会，仔细回忆，此种疼痛似乎这一生未曾经历过。

（更多图片请见：http://www.moobol.com/ms/1344/live134485.shtml）

                 用手机拍摄娑罗树的男人                                      在大觉寺公交站遇到的一帮背包部落（据说来自绿野论坛）

　　　　
    门票和寺中大姐送的经书

更多爨底下村图片 http://www.moobol.com/ms/1326/live13265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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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应寺白塔始建于元朝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由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勘察选址、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设计建造。塔体砖石结构，高50.9米，由塔座、塔身和塔刹组成。塔座为三层须弥座式；塔身为覆钵式；塔刹由硕大的下大上小13重相轮，托起一个直径为9.7米的巨大铜制华盖，其周边垂挂着36片带有佛字和佛像的华盖，下面各系一个风铎；刹顶为铜制鎏金小型佛塔。（这段文字来自百度百科）

　　妙应寺白塔是这个城市中寥寥无几的元代遗存之一。进了寺院山门需买20元的门票，才被允许继续进入后院。但在里边看白塔，几乎什么也看不到，它太高了，贴着它的脚下走，只能仰望到一块很小面积的白色。但塔的四周还是有许多东西值得一看，比如佛龛、比如台阶以及塔基，都散发着数百年前的气息。明代的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一书中写道:“角垂玉杆，阶布石栏。檐挂华篁，身络珠网。珍铎迎风而韵音，金盘向日而光辉。亭亭岌岌，遥映紫客。”珍铎即是悬挂在华盖四周的超大风铃，每个有碗口那么大，即便在附近车声喧闹的大街上，也能听见叮叮咚咚的铃声。　　　
     一个年轻的保安跟我谈了很久。他讲的是山东话，发音很快，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才能听懂一些。他说现在的寺院只有原来的１３分之一大。原来的大小是由忽必烈往四个方向射出四支箭定下的，所以庞大无比。那个时候这处地方还是旷野，旷野之上耸立一座50米高的纯白之塔，那是何等的壮观。可眼下这个很小的寺院，居然有几十名保安日夜巡逻。可能跟这是个藏传佛教寺院有关。保安说他只是临时工，刚调进来不久，寺院里的保安大多都是临时工。
      说到白塔，他似乎对它的历史一清两楚，哪一年乾隆皇帝在塔刹中藏了宝物，哪一年地震将华盖震斜了，他都知道，估计是从同事那听来的或从书上看到的。白塔的楼梯已经封闭，保安说他也从无攀登到上面，就是来了活佛，也只能走到覆莲四周。再上去没有楼梯了。
      最有意思的还是沿着白塔寺的四周到处走走，几条小街串接着大片的四合院，有了白塔这样的天然中心，人气便自然旺了。白塔无处不在，随时随地停下来，都会看到一方白色的风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白塔都很美。这幕风景，正是外来文化中已被国人消化的部分。而在寺院左侧的一条街上，我看到三五个孩子正在做着捉迷藏的游戏，在他们的视野中，白塔仿佛是不存在的，或者说，白塔已内在于他们的躯体。
     白塔已经成了这个城市里不可抗拒的一部分，它像一块硕大的史前玉石被上帝之手安放在尘埃之中，这种强大的存在使得我们的一生相比之下真像是捉了回迷藏。

网络资料：

      乾隆十八年《御制重修白塔碑铭》中有一段记载:“大清乾隆十有八年，岁在癸酉秋七月，重修妙应寺白塔。朕手书《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一卷，及梵文《尊胜咒》并《大藏真经》全部七百廿四函，用以为镇。”这批经书镇於何处，成为一未解之谜。1975年，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北京，白塔也被震损。塔刹歪斜，支撑华盖的相轮上部砌体严重崩塌，塔身肩部严重开裂。1978年9月，北京市古建部门对塔进行加固整修。当打开铜搭顶检查内部时，意外地发现里面贮存者许多经书和箱盒等文物，原来它们就是乾隆皇帝所说的镇塔藏品。造批在塔顶里沉睡了二百多年的佛教文物有：七百二十四函龙藏新版《大藏经》，可装载一卡车;乾隆帝手书经咒各一份;三尊各高20公分的铜质三世佛像;装满了八宝、念珠、各朝各代货币的四个银瓶；一尊黄檀木整雕连龛观音像，像下面有一个圆形小钵，内藏33颗舍利子；一尊精雕细刻的小赤金舍利长寿佛，高五公分，全身镶嵌四十多粒红宝石;一套五方佛冠和补花锦缎袈裟，上缀千馀粒珍珠、珊瑚珠、檀木珠和蓝、红宝石;有白、蓝、黄、绿3色丝织大“哈达”，长5.3米，宽0.76米，上织“八宝”图形和藏文“利乐歌”等等。大小箱子中都按佛、法、僧三宝的规矩顺序安放，格式十分严谨。整套文物质地优良，工艺精湛，其中完整的佛冠和袈裟，还有大幅素织的“哈达”，是目前北京地区仅存独有的。

三 焦

万松老人塔

    我到砖塔胡同去，是为了看一看万松老人的骨殖塔。哪知在这条胡同中来回走了一遭，却没有见到一点痕迹。这座塔难道也像这胡同中的许多房子一样，季节一变，便烟消云散了？心想这可能是缘分不够，一位800年前的禅师，他又有什么理由非要见我这等俗人。然而回到蓟门桥的住处后，心有不甘，第二天下午又坐车前往。这一次一踏入胡同口，就有点异样，左边那座四方庞大的东西似乎有点不像正在建造的现代房子，撩起外面的纱网往里一看，万松老人果在其中矣。
    万松秀行老人生活在金元之间，是元代开国重臣耶律楚材的老师。关于两人的往来，除了许多一唱一和的诗歌，还有一张古琴流传了下来。这张名为“春雷”的琴，是唐琴中的极品。金代皇帝从宋徽宗手中夺得此琴后，日夜摩挲，并在死后带入了墓中。事情的奇妙之处在于，这张琴的命运并没有像王羲之的《兰亭序》一样差，18年后，金章宗的墓被掘，“春雷”又重现于江湖。后来它到了耶律楚材手中，耶律楚材觉得绝世名琴应配绝世高手，就把它献给了师父万松秀行。这把琴现在还藏在这个城市的某处，民国年间它归汪精卫的兄弟汪孟舒所有。
    这砖塔是万松死后门人为他修建的，塔旁的胡同便也因塔而名。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有这样一段：小姐和相公月下私订终身互送信物后，相公的书童受了主人的感染，对小姐的丫环说：“梅香姐，你与我些儿甚么信物？” 丫环说：“我与你把破蒲扇，拿去家里扇煤火去！”书童紧追不舍：“我到那里寻你？”丫环娇声说：“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这幕街头巷陌式的打情骂俏，已成了最早的关于胡同的文字记录。“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800年后都还在，羊市角头就在砖塔胡同的西口，现叫“羊肉胡同”，是元朝卖羊肉的地方。“总铺”据考证指的是警察局，元朝丫头开玩笑的方式和今天没有什么不同。
    令我不解的是，为何这座塔眼下像个落架大修的样子，它看上去一点都不颓败。我弯着腰穿过蛛网般的钢架，恭恭敬敬地靠近了它。塔身已经历朝修葺，元代的建筑已被包裹青砖之中了。塔上3米高处刻有文字，钢架正好成了梯子，令我可在咫尺间观赏这些字：“乾隆十八年岁次癸酉七月谷旦康亲王臣永恩奉敕重修”，但书法水平低劣，决非乾隆年间所书，也不会是民国重修时的摹刻。我下到地面，又转了一圈，一个操一口河南口音的管理员对我说，这些钢架是加固塔身用的，塔去年就围起来了，因为新修的4号地铁刚好打这塔下穿过。钢架要等到明年地铁通车，确定塔不会受影响时才会拆除。
    身后的世事沧桑即便有齐天的修行也是无法料到的。万松去世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野，但到了明朝，这边已变得热闹起来，有聪明人居然想到以塔为柱造了房子，以至于那时的塔看上去像是露在外面的一截烟囱。万历年间，这里成了卖肉卖酒的地方，塔上挂满了猪肉，酒瓮挨着塔高高叠放，杀猪人手中的刀钝了，便放在塔砖上磨几下。有一个名叫乐庵的和尚，云游到此，绕着“烟囱”走了一圈，竟然发现上面刻有“万松老人塔”字样，于是立即拜倒在地，涕流满面。乐庵用历年募捐来的钱，买下了这个酒肉店，清除了污秽之后，他就住下了，于塔前日夜供奉香烛。这段往事见于《 帝京景物略》，是刘侗在崇祯八年(1635 )写下的，刘侗这个时候看到的砖塔已经是“年年草荣其顶”的样子了。一百多年后的1753年，这一年的乾隆皇帝比较忙碌，搞了几起文字狱，凌迟处死了几个书生，却私下里让人在妙应寺白塔的塔刹里藏了许多经卷和佛像，并把离白塔寺不远的万松秀行的塔也好好修理了一番，将七层的浮屠用青砖围了起来，变成了九层。
    施康强先生撰文回忆说，上个世纪80年代，塔旁挂上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到了90年代，这塔的周围又造了许多房子租给人卖电器，后来卖家电的搬走了，换成了妇女用品商店，店里摆了性感的露着大腿的模特。施先生感叹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乐庵和尚倘若再生于今世，或许不再为塔院里卖文胸怆然而涕下了。
    因此，坟墓也不是静止的，在现代社会这个时间标尺里，它比以前移动得更快。万松老人的墓化了数百年才进了城，而齐白石老人的墓，原来位于一片野松林中，才不到30年，居然落户在了居民小区的大门内侧。   
    眼下万松老人的砖塔位于熙攘的大街一侧，人来人往，似乎没有谁注意到塔消失了，估计到了明年，也不会有人惊讶于它又重现在胡同的尽头。而万松本人也绝对没有预测到，自己的墓穴下方，800年后会有个庞然大物轰隆隆日夜奔走不息。

鲁迅的另一处故居

    从万松老人塔向西，沿着砖塔胡同，可以看到许多大树。在附近宽阔的大街上，水泥地里也会突然冒出一棵大树，提示着跟大树相关的、不再存在的建筑——从那棵树的形状，可以想象它昔日在四合院前的风姿，但无论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那座四合院是什么样子的。
    走过一些大树，也走过一些正在用仿古砖头和粗大的木料重建四合院的人们。便到了砖塔胡同中一段略有弯曲的地方，如果把胡同比作河流，那么这里相当于被一块石头阻碍了一下，水绕过它，又继续往西流。这块“石头”便是鲁迅曾经住过的院子，现在的门牌是砖塔胡同84号，对应于解放前的61号（再往西便是张恨水故居，但2004年他的家已被夷为平地，现在那儿建了座高楼，当地百姓称之为“白楼”）。

    1923年的鲁迅一脸憔悴，他和二弟周作人的关系处理不好，只好暂时搬到这里来住。搬过来后，因为地方比较局促，便一边写作一边到处寻找宽敞点的房子。心力交瘁的结果是肺病复发了。他在这年10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昙，大风。上午李茂如来，同出看屋数处。午后往世界语校讲。得三弟明信片,九月廿七日发。夜李小峰、孙伏园来。大发热，以阿思匹林取汗，又写四次。”病得厉害，但仍要顶着大风去找房子，去演讲。从这年的8月2搬到这里，一直到第二年的5月，新找的房子装修完毕，他才搬走。
    “我知道鲁迅在这住过，现在他的屋子被清华的一个学生租走了。”一位北京大嫂一脸兴奋地对我说。
    我在院子里没有见到清华学生，只碰到一个80多岁的老人，他姓吴，退休前在西城副食品公司工作，一口极浓的河北口音，我仅能听懂三分之一。他占据了这个院子的西厢房，并在院子里种了几盆花和一盆葱。一会儿，他的孙女骑车来看他，帮他去买青菜萝卜馒头等等。老人说这院子中的每间屋子都重建过了，已经不是85年前的样子了。鲁迅住在这个院子的北边，他和母亲、妻子朱安各人占了一室。现在北面的房子也还是三间，每间比过去的稍大，因为院子的大门已经从北边移到了西边，腾出了不少地方。即便比过去大了，但每个房间估计都不到十平米。跟鲁迅在八道湾的三进四合院相比，显然是天壤之别。院子的大门上，铁门环已在木头上磨出了一圈很深的沟壑，我猜想这或许就是原来的那扇门，是从北边移过来的，这门环上或许留有旧日的痕迹，除此之外，这个院子中再也找不出什么东西能跟85年前的几个人联系到一起。
    《祝福》就是在这里写下的。正是在自己最为潦倒的时候，鲁迅开始想象遥远的家乡鲁镇，想象一位饱经沧桑的妇女。他在这里住了约300天，除了出去找房子、借钱买下西三条的房子、装修房子之外，校勘、写作工作并没有中止。在这300天里，他的母亲有时也过去跟周作人他们住，因此，大概有100多天时间，鲁迅只和朱安呆在一起——这或许是朱安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她和丈夫都不可能有那么长的时间亲密相处了。

Thu, 25 Oct 2007 23:27:47 +0800

三焦

    坐323路公交车去了万寿寺。

    寺中最幽深处有座假山，山上有一小殿，佛像是新修的。管理人员是一位五十上下的女人，问她其他各殿的情况，竟一无所知。她说每天一早就直奔这里，下班也就径直出寺门回家，数年如此。尽管从这里到寺门等于穿越了整个寺院，但她心无旁骛，目光所及也就一条石板小径而已；尽管众多的殿堂就在这条小径两侧，佛祖、观音、罗汉就在那里面坐着，但她终究是走她的路，终究声色不动。这条路的两端十分清晰：一头是忠于职守，另一头是热爱家人。

    寺院的左侧有个屋子专门做买卖的，摆满了写着一个“寿”字的红牌子。那屋子里有一座寿字碑，其篆额为：“慈禧皇太后之宝”，碑上也只有一“寿”字 。管理者挡着我的镜头说，屋子里不许拍照，拍了照灵气就散了。

    一个家在城东的老人说，慈禧在世的时候每次从颐和园到皇宫去，总要来歇脚拜佛的。慈禧老太太活了74岁，她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这一头是镜中渐渐衰老的容颜，那一头是一个日益衰落的庞大帝国——然而她修缮万寿寺、刻“寿”字碑，却想使自己活得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