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加油站广告

　　去年年底，我去梅城探访古迹，下车后迎面而来的就是一股很浓的汽油味，汽油味在车站飘着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它会尾随着你，无论是到了古旧的徽式大院还是江边的码头，那味儿总是聚集不散。一直以来我对汽油的气味深恶痛绝，尽管这些年在全国各地到处跑动，但还是受不了那种令人反胃的味道。

　　因此，对于加油站的那种“温馨感”，比如纳博科夫或别的人所提及的那种情感，我是体会不到的。大概是由于世界上的加油站多有不同吧。从电影上可以看到，外国的加油站往往配有汽车旅馆，而旅行途中美妙的故事往往跟这些地方有关，不过这种事情在生活中出现的可能性很值得怀疑，但对编剧来说，要给出门在外的“自由人”一个落脚的场所，加油站是一个最便捷的选择。

　　不过最近这几年，我们的有些加油站也被整合进“服务区”了，每次经过这些簇新的所在，总觉得那里的环境很虚幻——此刻离目的地还很遥远，我们下得车来，像是在梦游，这不过是一个短暂的、临时性的逗留，没有任何令想象发挥的余地。

　　这样的情况还在改变之中，私家车日益增多，加油站的功能也日新月异。

　　日复一日，有多少饥饿的汽车在加油站中大吃大喝，慢慢地，它们把更多的人带到了那里。我们的血液充斥着汽油的味道，嗅觉日益退化，上车、下车、吃饭、如厕的动作整齐划一。

　　机器在改变着我们。

三焦

　　于网上偶见一方端砚，研铭雕刻尚可，落款为“林屋山人”，不过是否真品还需看了实物才能断定。

　　林屋山人是周祖白的号。百度百科中有他的介绍：“周宝彝(清)，字祖白(1812-1857)一字令仙，江苏吴江诸生。学问渊雅，诗、古文靡不兼长。山水学元、明人苍老之笔。家贫以卖画自给，然笔意粗率，不入俗目赏。（《寒松阁谈艺琐录、小蓬莱阁画鉴、清朝书画家笔录》）”

　　周宝彝显然是一位边缘人物，在清中晚期的画坛上，他也只是个“小名头”，不过相对于今人在传统文化上继承的浅陋，他的修养和墨迹，都还能散发一点光彩。

　　这方端砚的底部，雕刻着32字：“名书古画供我赌玩，茶半香初兴来染翰。秋月春花尽入诗卷，跬步不离厥维此砚。”初次读来就觉得非常奇怪，“赌玩”两字，岂能和名书古画沾边？难道画画“笔意粗率”的人，其文辞也会粗率？然而仔细审视，终于看出其中的奥妙所在。原来，那个“赌”字，是被硬器修改的结果，如果还之本来面目，这字应该是“清”字，也即“名书古画供我清玩”，这样理就通了。可见今人不理解古人，除了修养不够，也有可能是今人自己设置了障碍。从这砚铭看，周祖白是非常喜欢这方砚台的，尽管家贫，他的精神生活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那么这“清”字被改为“赌”字，发生在什么年代呢？这点从图片本身上的痕迹很难推知。不妨作这样的假设：既然此砚生前是主人所爱之物，一般不会在身后立即被后人遗弃，那么从1857年周宝彝离世后直到现在，这方砚铭极有可能是在二十世纪被篡改的。这百年之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而最让人伤感的就是我们的精神传统一点一点地随着现代性的进程泯灭了，个性的解放难道一定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么，这其实是个很值得怀疑的事情，中国历代杰出的书画家，强调个性、强调创作的自由境界这些东西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看来这一百年来，我们真的是把洗澡水和婴儿一块儿泼了。我们拿起斧头和刀子，把那个“清”字改成了“赌”，我们的内心不再像中国古人那般沉静，我们要开始“赌”了，开始“拼搏”了。

三焦

　　到图书馆查民国的广告，发现民国时期书画名人在报纸上刊登润格是一件挺寻常的事情。李叔同就经常在他自己编的报纸上刊登润格，比如民国初年，他在《太平洋报》上刊出他的鬻字润例：“名刺一元，扇子一元，三四尺联二元，五尺以上联三元，横竖幅与联例同。三四尺屏四幅三元，五尺以上屏四幅六元，四幅以上者照加。余件另议,先润后墨。件交《太平洋报》馆广告部。”

　　这几则是民国十八年十一月的上海某报上的书画润格广告，从名头看，陆铁夫、谢公展在今天还是响亮的，作品也经常在拍卖场所看到。广告上的文字告诉我们，谢公展当时的画价每平尺约在６－８元。陆铁夫的润格是“函索即寄”，具体多少就无从知道了。况又韩的山水画则要便宜得多，每平尺不到１元。那么这个价格对比于当时的生活水平是怎样的情况呢？从同月的这种报纸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叫“雪园”的小餐馆（在上海跑马厅对面、新世界隔壁，地段相当不段），午餐每客１元、冰淇淋２角，以今天的用餐水准，消费大概是那个时候的１０到２０倍左右吧。另一则牛奶广告上有牛奶的价格，中等大小的一瓶牛奶是２角５分，跟今天也差１０倍左右。而招聘广告上说，推销员的月薪是１６元，那今天可能是它的３０倍了吧。

　　当时的报纸上刊出书画润格的画家并不多，露面的大多是当时的名画家（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图中的陈小豪，以“临别赠字”的方式售画，可能当时的名气不甚大）。谢公展每平尺８元，就算乘以５０倍，也只相当于今天的４００元。可今天的知名书画家，其作品价格动辄几万元一平尺。可见今日的书画收藏活动，是多么奢侈。当然另一方面，也说明今天的书画市场可能还大有泡沫。

　　而从解放后到八十年代，则是另一个极端。那个时候似乎谈钱谈润格是非常羞耻的一件事情。因此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期，许多知名书画家的字画还是可以免费索取的。只要是脸皮厚，跟紧书画家的踪迹，甚至跟踪到他（她）家中，你就可以获得一幅墨宝——这种“诚意”在那个时代还是珍贵的，在大陆相当长的时期，许多书画家都被看作是另一种人，他们的等级要低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因此即便是受到一个普通的人的尊重，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情感上的礼物，回赠一件墨宝自是不在话下。但这种“尊重”多了，画家便忙不过来了。据说朱恒先生的侧笔点染功夫就是因为索画太多而“发明”的，这样可以加快出作品的速度。八十年代金鉴才先生给我们上书法课，结束的那天，先生写字分发给我们，一人赠送一张。那天先生写得都直不起腰来了，起身的时候我们得两边一个扶住他。

　　大概是九十年代初，我去杭州看画展，展览好像在西湖书画社。进门一看，每张书画上都贴着一张红纸，上面写着价格（除了蒋北耿先生的字上写着非卖品外），便觉得非常惊奇，因为此前的展览从来是只展不销的。记得那时价格好像是这样的，金鉴才先生的一张画，大概有两平尺左右，落款他没写自己的名字，只写了白峰两字，标价40元，朱恒先生的一张山水大概三平尺，标价100元。此外还有许多名家，价格都在几十元到一百出头点。在今天看来，这样的价格即便是算上物价指数也是出奇的低了（今天朱恒先生和金鉴才先生的字画可能都要上万元一平尺了），但卖出去的似乎很少。

　　再往后，直到九十年代末新世纪初，中国书画家的字画还是值不了多少钱的。那时有许多眼光比较独特的收藏者，便在信封里塞了20元钱，寄给那些书画名家（这些书画家的作品一般都在当时的《书法》杂志刊登过），不久他们便会收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甚至有的风格比较高尚的名家，还随信将20元钱退了回去（我说这事是有根据的，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些信札出售，可以印证这些内容）。

　　新世纪的头几年，中国书画开始热情高涨，书画家的作品价格一路飞涨，涨到画家本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那些突然到手的成堆成堆的人民币。据说很多名画家家中都有好几辆名车，每天出门轮流着开，家中的地板都是用紫檀做的，即便是这般奢华，手中的钱还是化不完。这样的形势一直到了2006年才开始有点冷却，但这种冷却的速度并不快，因为那些手头持有大量字画的大户必定不甘心手中的纸片贬值，因此不惜血本大炒特炒，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来混乱的市场就变得更混乱了。

　　一言以蔽之，从共和国元年到现在，中国书画市场从来没有正常过，它一直处于深度精神病状态，有时是个目光痴呆的白痴，更多的时候像个手舞足蹈的羊癫疯病人。

三焦

 (更多照片请见本文配套相册)

　　金堂桥位于曹宅中学初中部的后面，是曹宅仅存的三座石拱桥之一，桥边有一棵千年樟树。住在附近的村民都认为“樟树是有灵的”，因此经常要在树下烧香点烛。关于这座拱桥，造于什么年代已经无从稽考，村里的人说，这桥名气大着呢，朱元璋要饭时曾在这座桥上睡过。近年来，樟树所在的那块地被中学卖走了，树的根部被围进了中学的围墙，村民们对此颇有意见。一位老农指着对岸新造的中学大楼，对我抱怨这些不雅的建筑破坏了风景。可见对于环境的审美，念书的人并不见得比不念书的人更有能力，关键要看念的是什么书。

　　据说这金堂桥畔本来是有一个很大的庵堂的，但不知道何年忽然消失了。眼下中学内还留有另外两棵大樟树，想也是以前庵里之物吧。拱桥的底部，许多石块已经脱落，或许过不了多久，它会被一座干净但却丑陋的桥所代替。

　　按照数年前公布的资料，曹宅本来有五座老拱桥的，现在却只剩了三座。金堂桥、拱极桥都是单孔拱桥，另外的一座，却是三孔的。这座三孔桥已经破烂不堪，旁边的桥亭坍塌得只剩下了几根石柱子，那几根柱子上都刻着字，由于局部漫漶和覆盖着长藤，文字很难看全，大致能看出两点意思来：一，这座桥亭建于民国二十二，即1933年；二，柱子上的部分文字内容是勉励读书人勤学进取的。桥和桥亭位于昔日的古道上，大概是浦江义乌一带的书生们赶往金华府考试的必经之路。

　　在离桥不远处的一座简易平房里，住着一个养鸭人。由于老宅失火，他在这里住了13年了。他回忆说，去年春天，连续几天下大雨，山洪爆发，他突然听到一声巨响，跑过去一看，只见桥已经塌了一大片。不过这一年多来，无人来关心这个事情，因为这座桥和桥亭正好在曹宅和大黄村的交界处，大概谁也不想管吧。

　　那些老桥消失的理由很容易找到，在向上级部门的报告中写上“自然力不可抗拒”，这责任大概就跟自己无关了。然而曹宅大佛寺中的动静，却令人疑惑。这座佛寺，也不是一般的佛寺。据文字记载它始建于南朝梁武帝大同六年(公元540年)，大约与新昌大佛寺属于同一时期，八十年代尽管作过大修，但从眼下保存的建筑看，还是晚清民国的风格。寺中的大佛尽管在文革中毁损严重，但八十年代初经过义乌著名泥塑匠人吴志亮三年时间的修复，复原得相当不错。但就是这样一座市级文保建筑，却在最近被毁去了整整一进，原因是新建的大雄宝殿后面留的空间不够。现在那旧的寺院，像是被刀切去一般，留下了整齐洁白的一垛墙，而新造的大雄宝殿，则粗陋花哨得不堪入目。

　　而寺院入口处那些崭新的小屋、那些设计得一点也不文雅的九曲桥、花坛等，却硬生生地安插在一个宗教场所里，不过这些东西顶多是浪费钱财，拆掉了还可归还出一片宁静。但那一大片拆掉的古建，却无法再重现了。三十年前人们犯下的罪还可算在“四人帮”身上以欺骗他人欺骗自己，但今日犯下的罪，想是再也无法洗刷了。据庙里的工人说，古建拆掉是主管和尚的主意，那个和尚据说是个骗子。但不可理解的是，一个和尚的权力可以大到随便拆除文保建筑么？

三焦

　　这是亚洲菲律宾儿童希望组织的一幅获奖广告招贴，左下角写着：超过20万儿童在大街上度过他们的圣诞节。

　　圣诞袜以随意的涂鸦方式画在柱础上，下面的方框试图勾勒出一只虚幻的壁炉。显然，画面之外高大的柱子，则被寒风中的孩子们看作是圣诞老人出入的烟囱了。

　　广告的创意手段或许是受了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文的影响，在我看来，它比一幅直接聚焦于可怜巴巴的孩子的照片更能打动人。

关于圣诞袜的传说（下面的文字来自百度百科）

　　从前有一个心地善良的贵族，他的妻子因病去逝，抛下他和他的三个女儿。这个贵族尝试了不少发明，都失败了，也因此耗尽了钱财，所以他们不得不搬到一家 农舍里生活，他的女儿们也只得亲自烧煮、缝纫和打扫。

　　一晃几年过去，女儿们陆续到了出嫁的年龄，父亲却变得更加沮丧，因为他没钱给女儿们买嫁妆。一天晚上，女儿们洗完衣服后将长统袜挂在壁炉前烘干。圣人Nicholas知道了她们父亲的境况后，就在那天晚上，来到她们的家门前。他从窗口看到一家人都已睡着了，同时也注意到了女孩们的长统袜。随即，他从口袋里掏出三小包黄金从烟囱上一个个投下去，刚好掉在女孩们的长统袜里。第二天早上，女儿们醒来发现她们的长统袜里装满了金子，足够供她们买嫁妆了。这个贵族也因此能亲眼看到他的女儿们结婚，从此便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后来，世界各地的孩子们都继承了悬挂圣诞袜的传统。有些国家的孩子则有其它类似的风俗，如在法国，孩子们将鞋子放在壁炉旁等等。

三焦

　　　　　　　　　　现在的下天竺　　　　　　　　　　　　　　　　　　　　20世纪20年代的下天竺

                   　建筑物的细节对比。

　　天竺路是杭州最出名的一条路。“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白居易诗），天竺路上除了三座著名的寺院，还有一路的桂花树，每年中秋前后，那些往上天竺进香的香客，沐浴着一路的阳光和一路的桂香，便真有一种超脱尘世的心境了。

　　上天竺的观音菩萨，杭州人最信。但到了庙里，会发现观音雕像并不像其他庙宇中的那般大，而是小到令人惊讶。大概十五年前，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在上天竺出家，我在寺里住过一段日子。每天都到观音殿里听钟鼓之音，听幡旗在风中叮咚作响。庙里的师傅说，这座观音菩萨是从一段木头里现身的，那木头来自一口寺院的一口深井。但井在何处，庙里的师傅总是秘而不宣。有一天，我从城里有事回来，一个小和尚对我说：你错过机缘了。原来，这天他们被方丈叫去整理佛龛，结果发现那口神秘的井就在莲台之中。也就是说，观音殿是以这口井为中心建造的，这是晋朝天福年间的事了。但明朝的张岱认为原来的菩萨像在金兵入临安时被金兀术抢走了（这是公元1130年的事情），后来“天竺僧乃重以他木刻肖前像，诡曰‘藏之井中，今方出现’，其实并非前像也。”

　　前段日子走了三回天竺路，发现这十几年间，天竺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先是建筑又更新了不少，比如上天竺的古泉井，被彻底整修过了，井壁都换了新的石头，井上多了一个簇新的亭子，十多年前的苍古之气一扫而空（我在“松尾芭蕉的俳句”这篇博文中曾经写过），还有观音殿前，大概是来做佛事的人太多，加盖了一个很大的风雨廊，破坏了观音殿的视觉效果。三大寺院的门面都被修复得很新，而且拼命朝着外围扩大领地。

　　并不是说新的一定不如旧的，比如安全设施防火设施新的功能一般都比旧的强。但在古建筑的诸般技艺上，现在还很难跟过去相比。眼下西湖要“申遗”，于是把西湖十景挨个圈了起来，想恢复到旧日状况，但可想而知，顶多也只能在建材上恢复而已，工艺上是无法恢复的。就拿屋脊上的工艺来说，即便是离现在不远的民国年间的建筑，也多用砖雕镶嵌而成，而现在整修过的那些，往往是拿水泥一抹，随手弄点花纹即成。一方旧砖雕在古董市场上可卖百万，而新砖雕的价格只有它的二十分之一，可见大家对此都心知肚明。令人不明白的是，那些因为以新换旧而拆下来的建筑构件，不知都怎么处理了，或许在博物馆里吧，但我们怎么没见到呢？

　　旧日的建筑，一般以木材为骨架，也正因为梁椽是木头的，年份一长，受到重力作用，整个屋顶和木头之间就有了一层亲密的联系，犹如人之肌肤与骨骼，其轮廓线看上去与大自然、与生命是最为谐调的，因此以线条为主要造型元素的中国画，迄今还在画昔日的老房子。净寺的觉智法师说，现在新造的庙宇，所有的梁椽和斗栱，都以水泥钢筋仿造。这当然跟木材的稀缺有关，据说北京故宫的修复，都要从美国进口木材。以水泥钢筋为骨，即便过了千年，它也不会和自然和谐。难怪现代的庙宇，无论近看还是远看，都是一付粗糙模样。

　　老的失落了，新的却与日俱增。这条千年相袭的天竺路旁，居然造了一条柏油公路，整日车来车往，使得这一带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寂静。造这条路，砍去了多少古树名木不说，它制造的噪音，早已将天竺的最后那层意义全部消解了——连寂静都无从得到，还谈什么超脱尘世的佛学？

三焦

                人生的妙处或许正在于迷路之后？

　　大概在25岁之前，我是一个经常迷路的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住到旅店里，待要出去时，却往往向相反的方向走，而且走了好久才发现方向反了。出去后回转旅店也是一件可怕的事，有一次记得迷路后竟又忘了旅店的名字，只好站在马路上冥思苦想。因此我对那些具备了信鸽般的功能永远不会迷失道路的人，总是心怀十二分的敬意。后来总算慢慢学会了凭借高层建筑和日月大山等标志物来辨认道路和方向，住店之后，不但留下老板的名片，而且要反复察看环境。

　　就在前天，我又一次迷路了。晚饭后，我出去散步。在郊外的荒野里，我沿着一条大路走，天色未暗，但这条路上竟然空无一人。我走了半个小时，只见到一些静寂的房子和长满了野藤的围墙，房子的模样看上去像是个规模中等的厂房，但不知何原因人去楼空。后来到了一条分岔道上，前面的房子中却突然闪出一个黑影，我下意识时往另一条泥土路上避去。在这样荒寂的地方突然出现一个人，着实吓了我一跳。走着走着，远处出现了一条狗，吠叫着朝我快速奔来。凭着往常的经验，我迅速弯腰拣起一块石头，那狗看见我的举动，果然就马上站住了。我握着石头，慢慢绕过这条狗往前走，同时我看到了在左侧远处有几个人在一盏高挂的白炽灯下围在一起。我沿着路继续往前走，我想这么宽大的路肯定会有个出口。结果我想错了，几分钟后，我面对的是一个硕大无比的黄土大坑，路就在这里结束了。我不得不往回走，走到那个地方时，那狗又奔了过来，这回我懒得理它了，我径直走了过去，迫使它让出路来。我走到那些人旁边，这回看清了，原来是三个女孩和一对中年夫妇，他们在一起包饺子，炉火很旺，水已经沸了，热气在昏黄的灯光下弥漫着。男主人说这里现在是工地，由他们来照管，我问他这里要造什么，他摇摇头说不知道。再问起他们是否一家人，大家便都不作声了。

　　大约在23年前，就在离眼下不远的地方，我也曾迷失过。那次是从城里回来，和同学朱学一起，天已经黑了，我们想抄捷径，便直接上了一个土丘再走入了一大片的荒草之中。也不知走了多久，却一直无法走出这无边的半人高的荒草。绝望之中，我们眼前却突然出现了一片灯火，灯火下是一方宁静如画的池塘，灯光照亮的屋子是一座有着马头墙的典型晚清风格的建筑，门上还有一块石匾额，上面的字不记得了。似乎也有一条狗跑了出来，但马上被从屋里出来的老农喝住了。热情的老农给我们指了道路，使我们很快找到了大道。这幕场景后来常常被我忆起，总觉得这现实的一幕比梦境更美，池塘和房子是突然出现在一大片很高的荒草之中的，就像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但却透着浓郁的人间烟火之气。现在当我站这片土地的东边向着曾经发生过这幕奇景的方向眺望时，我再也看不到昔日的无际荒草了。我相信这样的地方或许一生中只能遇到一次。

　　今天傍晚，当我骑车沿着北山路走时，又一次找不到回来的路了。我进入了一个隧道，里面竟然是一些笔触无比粗野的涂鸦之作。要是在20年前，这些画作肯定令我无比激动。那些奔放的色块和线条，它们曾令我夜不成寐。但是今天，我对它们毫无兴趣，我只想重新遇见那一方平静的闪动着金色波纹的池塘。

三焦

　　住在我宿舍对面的一对夫妻，带着一个三岁的女孩。那女的失业好几回了，总是找到工作没几天，又见端坐在家看电视，说工作不合适，薪酬又低，不干了。男的则是天天早出晚归，尽管下班回家时沉默寡言，面带愁色，但好歹这个家有一份固定的收入。他们刚来那会儿，白天两夫妻都去上班，居然把女儿一个人扔在家里，房东看不下去，便将孩子叫到了他们的房子里。那孩子见了房东孙女的零食，满眼放光，吃了这个要那个，把桌上的东西一扫而光后，最后发现桌子底下还有半瓶可乐，便对房东说：伯伯这里还有可乐耶。房东说你喝吧，她一把抓起瓶子，仰起小脖子咕噜咕噜灌了下去。

　　上个礼拜，对门家的女主人一下子剖了两条大鱼和两只鸡，将它们像晾衣服一样晾了出来。那两条鱼白白胖胖的，女的说是西湖里来的。她说她的一个朋友是西湖边的清洁工，那清洁工与一位西湖的管理人员相熟，管理员经常将西湖里濒死的鱼送给清洁工。那清洁工家里挂满了鱼，自己吃根本来不及，因此送了两条给我的邻居。就这样，两条将要去天国的鱼，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被三双手传递着，来到了南山脚下的一座院子里，接着便挨了刀子，被吊在铁丝上晾成鱼干。

　　不管此事是如此地顺理成章，我总觉得有点蹊跷。西湖有多少管理员可以跟鱼打交道？肯定不会只是一人两人吧，这一干人马中的一员送给一个清洁工朋友的鱼，都已经是如此规模，那么，西湖每天肯定有大量濒死的鱼了。但是我经过西湖数百次了，一次也没有见到翻着白肚的鱼。或许鱼喜欢选择在夜间离世，奄奄一息的它们早在东方露出鱼肚白之前就被勤劳的工作人员清理了。因此，我们眼中所见的湖光山色才总是那么美好。

三 焦

　　平生首次见到名片大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我还在念大三，隔壁寝室有位同学喜欢画仕女，每周能画三两张。如果仔细比较一下，就会发现画上的仕女基本都是同一副面孔：眉毛很长，鼻子和嘴都很小巧。后来有一天那同学突然不见了。据他的室友说，他是因为与乡下女友分了手，精神上受了刺激，被送进精神病院了。我这时才知道，他天天画的其实都是那位女友。大概过了半年左右，他再次出现了，脸比以前胖多了，白多了，说话也慢得多，说再过几天就要休学回老家去，说罢从口袋里掏出一片白纸来递给我。直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没再见过他。那张名片还在，中间印着三个细小的铅字，那是他的名字，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没有电话，没有地址，没有职务。奇怪的是那么多年后，这张纸片始终没有发黄，白晃晃的就像当年他刚从医院出来时的脸色。

　　我首次给自己印名片是在1994年，那年夏天我在浙江的一个小镇开了一爿照相馆，专门拍大幅黑白美女照。由于要招揽生意，便设计了一张名片，把自己的照片放在中间，上方是手写体的电话号码和传呼机号码，那时的电话号码只有六位，传呼号码则是四位，我写得龙飞凤舞。那张照片是我站在镜子前自拍的，两手举着相机，脸往一侧倾斜，光线则故意半明半暗，洗的时候再拼命加黑，这样弄下来，我的样子看上去像是一个从银行保险箱一侧探出头的抢劫犯——这种方式在九十年代是被认为“很艺术”的，以这样的方式制造的名片当然也被看作是非常“艺术”的，影楼生意能蒸蒸日上或许跟这个有关系。1994年中国的平面设计还处在起步阶段，书店一旦有国外的设计书籍马上被一抢而空，里面红红绿绿横七竖八的线条被当地的艺术青年奉为圭臬。我那时的设计要是放在今天，绝对成了粗野的、没有规矩的代表，肯定会被精致的、高品质的消费时尚一脚踢开。但那个年代真是个奇怪的年代，凡是粗头乱服的东西，均被一概仰视，被认为是“有个性”的。

　　现在即便把最稀奇古怪的东西印在名片上面，也不会有多少人注意。名片印得比较粗犷的，一般都是些小本经营的生意人。开小旅馆的、批发豆腐的、做假证的、贩车票的，字体一般都印得粗壮无比。而一些自称有品味的文化人，则把名片印得小巧玲珑，有个朋友还专门把名片裁成细细的一条，以示他的品味是多么的高雅，而不管那些缩成蚂蚁脚大小的字是否容易辨认。我想要是我的大学同学把他昔日的那张名片再重新印出来散发一遍，倒是挺合时宜的——名字的字体精细可人，品味十足，电话没有不要紧，反正早已存入了手机，职务没有也不要紧，没人会拿经理或董事当回事，至于地址，谁会去记呢，打手机问一下不就知道了。名片，留个名字足矣。

三焦

　　王伯忠是我的亲戚，大概在七十年代末，在我的所有亲戚中，他第一个拥有了一辆永久牌32寸自行车。那车也不是新车，是从修车的地方买的二手车。那个时候我们镇上的几千户人家中，拥有自行车的大概不到十户，而且大多数自行车并不是仅仅用来方便出行的，而是有商业目的。每天吃过晚饭，蒋伯章就和三三两两拥有自行车的来到了公路上。这条公路只有从县城发出的班车，半个小时一班，班车到了晚饭后就不开了，而别的车辆则非常稀少，因此镇上的人如果遇到急事，或是想早点赶回家，就只好化钱坐蒋伯章他们的自行车了，其实花费也不算多，只要两毛钱，就可以在后座架上坐半个小时。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终止了蒋伯章的载人生意。由于王伯忠的家离开公路尚有数里之遥，中间有一段路是田间小道，骑车极为不便，因此，每天晚上天擦黑后，他便把自行车寄放在我家里。我家就在公路边，一共两间石板屋，永久牌自行车一般都放在右边这间的楼梯边，在昏暗的白炽灯下，车尾上的红色反光板熠熠生辉。石板屋后面的一扇窗没装玻璃，只用几根木头钉了一张尼龙薄膜。那个贼就是从那里爬进来的。
　　那天晚上，除了我父亲，一家人都睡得酣畅淋漓，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父亲那个时候经常失眠，当小偷开始有所动作时，我父亲便听见了。小偷一开始是想从楼上的窗口进入，他通过旁边的房子爬到后面的阳台上，然后开始撬窗。我父亲马上听到了，他也不起床，躺着对小偷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请你别折腾了，房间里除了几件不值钱的旧衣服，没什么东西可以拿的，还是好自为之，回家歇着吧。我父亲根本没有想到楼下还停着王伯忠的宝贝。我父亲说了这番话后，见四周一片寂然，估计小偷已走，便安然入睡。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起来给我们烧早餐，看到灶间的那扇窗洞开了，接着就看到原本充实的过道腾空了——一件那个时候镇上最贵重的东西已不翼而飞。但那时大家都没有报官的习惯，因为报官需要到县里的公安局，还不知道人家理睬不理睬呢。不过很快地，家里来了许多亲戚朋友，车主人王伯忠也来了，大家七嘴八舌，满屋子闹哄哄的。我父亲把昨晚的故事重复几遍后，于是情况便明朗了，小偷显然是等我父亲入睡后，再改从楼下的窗户进入的，撬开那几条木头显然没化多少力气。大家经过商量，决定按照农村的习惯办事。不一会，就有几个人把村里的一个惯偷抓来了。惯偷一开始不承认，王伯忠将他用麻绳捆好，吊到了我家旁边的大树上。一吊上去，那惯偷就招了，他说他知道这事是谁干的，并写了保证书，保证七天内车归原主。
　　过了几天，我父亲接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上的字写得歪歪扭扭，指明那辆车现在蒋家大院的池塘里。我父亲叫来了王伯忠，带上了麻绳和秤锤。那个池塘离我家不远，是1942年日本人炸弹炸出来的。我父亲一扬手，秤锤便带着麻绳飞了出去，再用力一拉，一辆满是泥巴的两个轮子的东西便露出了水面。
　　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那辆自行车了。后来听说王伯忠把车卖给了一个外乡人。

　　——关于《蓝花布上的昆曲》

　　三焦

　　一位穷姑娘站在自家的乌桕树下，她为自己没有体面的嫁妆而发愁。秋风吹过，树叶飘落到舂米的石臼里，她俯身去看时，竟发现枯枝败叶将一汪积水染成了蓝色。她顺手拿过一对搓衣板，夹住了一块布，然后放到了石臼里，雪白的布匹被染成了深蓝色，搓衣板上的纹理也同时留在布上了……从那以后，蓝夹缬工艺就在浙南一带流传开了——这则被张琴记在《蓝花布上的昆曲》中的传说，具备了中国民间最质朴的诗意质地，它把大自然的馈赠、人的巧思以及天地间四季流转的秩序感融合在了一起。

　　2005年7月，浙江省青田县，新造的水库正在蓄水，水位的升高标志着当地干部政绩的攀升。此刻，张琴坐上飞机从北京赶了过来。王早印，一个四十年前就已经离世的人，是蓝夹缬雕版师傅中最富创意的一位。然而他生活过的那个村子，包括他精心绘制的祠堂戏台壁画，都要沉到水底去了。当张琴终于站在了这一潭新水之侧，她的心情和那个传说中的女子恰成天壤之别。从传说到现实，从一种传统的诞生到死亡，其中的大喜和大悲，更点染出生命的无常和工巧之艺的难得。

　　《蓝花布上的昆曲》就是这样一本交织着悲欣的书籍。作者张琴经过多年的田野调查，展示出一种业已消失的传统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拥有的光彩。那些从一万多件作者过目的实物中遴选出来的夹缬图片，以及文中一些带着方言特征的“原生态”口述，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信息的容量。而作者的解读更是精细入微，连雕版图样上的每一条痕迹都不放过——除了图样本身传达出的人物神态以及相应的故事情节，还旁涉艺师的风格、工艺的流变以及雕版使用过程中的插曲。

　　诚如书名所指明的，这本书把主要内容留给了昆曲。永嘉昆曲，也称温州昆曲，从晚清到民国，是当地百姓喜欢的剧种，因此熟悉戏文的当地花版艺师，就直接在蓝夹缬中采用了戏曲人物图样。夹缬工艺不同于扎染、蜡染，由于它使用花版相夹来形成花纹，因此花版中的“水路”（即艺师在木头中凿出的通道）必须要为染料的畅通无阻提供条件，并且这种畅通要保持数年甚至数十年，因此上面的花草、动物特别是人物必须先服从工艺的要求进行线条上的黏连、挪让、简化处理，在这样繁复的规矩之下，艺师如果还能游刃有余，这样的作品肯定令人叹为观止了。不过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夹缬上的图案比起别的民间图样来更难被人看懂，即便是染坊中的师傅，尽管和这些图案朝夕相对，也可能“看不懂这里面雕的是什么”。然而本书不仅将人物的形态与戏曲做了情节上的对应，还提供了一些意料之外的细节，比如《杀狗记》中杨月真肩上披的长帛的来历，孙荣的帽子为何错成了五佛冠；比如《白兔记》中咬脐郎的形象与别的民间资料中的有什么不同；又比如是什么使得仅占方寸之地、靠寥寥几根线条塑造的人物顾盼有情。

　　在几年前出版的另一本书《中国蓝夹缬》中，张琴详细叙述了她的家人和蓝夹缬的缘分。这一次她又提到了外婆家的一位邻居，这位人称阿林娘的农妇，她拥有一床与众不同的蓝夹缬被套，被套上的戏曲人物不是通常的八正八反，而是朝向同一个方向的。这件不寻常的嫁妆被村人认为和她辛酸的一生有关：她这一生连嫁了两任丈夫，但都没有得到幸福——昔日的蓝夹缬既然是女人的嫁妆，那么它在书写出地方戏文中的悲欢离合的同时，必定也书写了现实生活中女人们的命运。这本书提到的蓝夹缬，都附有其主人的详细资料：“７５岁，农妇，１６岁订婚时委托当地染坊印染”……这样的文字提供给我们另一条线索：新染的靛青渐渐在现实的风雨中褪色，这个过程恰恰伴随了女人花一样盛衰的一生，物与女人，在此刻不分彼此，从那些线头绽露的纹理中，可以窥见一缕日月之光、一抹胭脂的颜色、一星欢欣或悲哀的泪花。

　　本书所述的五种永嘉昆曲：《白兔记》、《杀狗记》、《蜃中楼》、《西厢记》、《义侠记》等，里面各有一位女性。作为一个女性作者，对这些在过去社会里被压抑、被边缘化、工具化的女人，张琴对她们各有评论，比如为《白兔记》中的李三娘鸣不平：“默默无闻、挣扎在最底层的一个事实上的弃妇，千百年来，谁为她们叹息抗议过？”再比如《义侠记》中潘金莲，张琴写到，因为不幸的婚姻，“红杏出墙的日子，对这个女人来说，也算是生命中稍稍值得留恋的时光了”，清新的笔调，或许可荡涤千夫所指的奸淫浊气。

　　把散失于民间的传统作一个回归，并重新建构出我们这个时代对于历史的理解，这样的工作不仅耗费精力，同时也考验着人的智慧。当我们凭借实物和口述，以所有可能的角度逼近一种消失的传统时，我们更觉得眼前的裂痕之深之广，蕴藉着不可承受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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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花布上的昆曲》

　　作者：张琴

　　出版：三联书店

　　定价：59元

　　简介：蓝夹缬即用木版印染的蓝花布,是唐代彩色夹缬的存传。蓝夹缬在温州地区仅用做被面，每件印着16片当年盛传于当地的戏曲纹样，多为昆曲。作者收集数千件老蓝夹缬，以夹缬戏曲图案说图、说戏、说工艺。

三焦

　　下午去了一趟浙图。没想到借书竟是如此方便。只凭身份证和一百元押金便可办证，办证只化了三分钟，除了给我一张借书卡还免费送一只书袋。借书也很方便，到电脑上一查书号，便自己走入书库找书，找到后到在出口处把书交给管理员，他化一分钟刷完条形码后，就可回家了。一张卡一次可借五本书，借期一个月。这样的效率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估计以后普及了二代身份证后，连借书证也不用做了，刷一下身份证即可。
　　相比之下，国家图书馆就麻烦多了。借书分得好几种方式，外借室的书是开架的，书的藏量很少，而且大多是些市场上常见的书，在这里借出的书可以放一个月；基藏库的书则要当天下午四点钟前归还的，这种借书方式很怪异，既然当天要还，为何不归入阅览室阅览？一次我从基藏库借出一本书后，当即在大厅中用数码相机拍摄，结果馆内的警察过来严加干涉，说这是严禁的行为，我大惑不解，为何可以带出馆外拍摄或复印（只要在下午四点前带回馆内就可），就不能在馆内拍摄？由于两个外借室的书太少，大部分人都在基藏库借书，借书时需要先填写索书单，然后交给工作人员，接着坐在长椅上等待，一般要等半个小时以上。而且最为奇怪的，如果同时提交三本以上的书，一般只出来一本，另外的书说是“暂时不能借”。同样的情况我在上海图书馆也遇到过，不过那是在借微缩胶卷时发生的，我填了好多，但往往答复没有，原因是“胶卷正在制作中”，这回答也令人疑惑，既然目录都有了，为何原物却还在制作？后来北影的一位老师告诉我，由于上图在一些资源上（比如解放前的杂志）比国家图书馆有优势，它为了保持这个优势，有些东西故意不拿出来共享，不知道这个情况是否属实，如果属实，那么这肯定是严重失职的行为，公共图书馆的投入用的是纳税人的钱，某些人却想把大家的花园变成私人花园。不过上海图书馆比起国家图书馆来，还是要人性化得多，我记得如果带着笔记本电脑，是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插座的。而在国家图书馆，插座到是随处可见，只不过你的电源插头永远也不可能插入任何一个插座，除非到图书馆一层化25元钱买一只专用的转换插座，就这么小小的设施，变动一下是举手之劳，可就是几十年不变动，难道想卖插座搞创收？真是匪夷所思。不过国图的读者食堂还真是在搞创收了，饭菜之难吃之昂贵令人想起长途旅行时遇到的黑店；国图的复印更是在搞创收，过去一直是每页五毛钱，看到外面都是四分钱五分钱，大概有点脸红，于是改成了三毛；甚至连停放自行车、寄存包包都要收费，尽管收得不多，但性质不一样，而且在存取上要浪费不少时间。不过我所见到的国图，已经是比过去大有长进了，那过去是什么样的，就更难以想象了。
　　不过，浙图还不是我所见过的中国最便利的图书馆。在我的见识范围内，上海黄浦区图书馆算是真正让人开了眼界，那个小小的图书馆，根本不需要任何证件，工作员根本不关心你是谁，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管是否把大包小包都提到阅览室里了，只要你是一个人，便可大摇大摆进去随便翻阅。这才是面向公民社会的图书馆。

三焦

　　杭州市龙坞镇，本是一个平常的农村集镇，但由于距杭州市中心仅二十公里，这几年“农转非”的速度便特别快，镇上到处都是新盖的别墅，连这边的山沟里都耸立着一座座色彩怪异的不中不西的建筑。但周围的生活设施却没有跟上，道路上还是垃圾遍地、尘埃飞扬，超市里的东西不但不新鲜而且价格基本比市里高出一截。住在这样的地方，尽管看得见南山，也可尝试采菊东篱下的姿态，却依然受着噪音、污气、不洁食品的包围，那种对于田园诗般的生活乐趣的追求，依然只是想象。
　　在龙坞镇的葛衙庄村，我看到一座硕果仅存的老房子。这座建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房子，开间宽阔，梁柱粗大，檐下的牛腿雕刻虽然不甚精细，却也磊落大方。房子的女主人至今还在其中住着，她回忆说，这座房子是75年前她奶奶建的，那时她家很富裕，拥有大片的山地、水田，这座房子的木头就是从自家的山上砍的。她奶奶有三个儿子，但两个儿子得了怪病，在1949年到来前，为了治病，他们家的田地都卖光了，只留下了这座房子，因此在划分阶级时，他们家很幸运地成为了贫农。
　　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房子的主体部分都被村供销社占着，每月象征性地给他们家20元钱作为房租，那时她们一家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房檐下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字和柱子上的对联：“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及门上的毛主席语录，就是供销合作社时期留下的痕迹。

　　这篇文章分析得比较到位，但文中说的“中西方根本哲学的深刻对比”，我不甚赞同，我不明白什么叫“根本哲学”，也不明白在国家主义的操控下，东西方哲学究竟有什么可比性。——三焦sanjiao.net

闭幕式的美学冲突 / 朱迅垚

闭幕式遇到了美学上的冲突。
开幕式掺杂了太多具有宏大叙事倾向的元素，民族-世界，中国-西方，传统-现代，这三个二元对立概念形成了与开幕式有关的一切叙事的张力。对于开幕式来说，演员-观众，这一最基本的舞台概念已经远远超越了文艺本身，三个宏大叙事概念纵横交错，决定了开幕式的基本元素、主体想象、以及它所选择的美学方式。
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张艺谋成就了开幕式，而是开幕式成就了张艺谋。国家主义美学遵循着它的逻辑，以不受艺术规则和导演控制的方式在一切场域、一切细节上展开，包括，每一个梳着同样的鞭子，穿着相同的裙子、衣服，有着一样的脸庞和一致的手势姿态的小男孩、小女孩，即使是最为突出的林妙可，它也只是国家主义的明星，换一个朱妙可，张妙可，或者杨沛宜，对于美学整体性本身没有任何影响，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从小就是国家主义舞台的绝佳演员。
国家主义美学并不只是张艺谋的文艺表演，它也体现在我们导播如何切换画面，如何按照政治规则给现场人物特写，体现在现场座位的方位安排乃至于地毯的铺法、运动员位置的站法，一切都在按照国家主义美学的逻辑展开。
开幕式不是张艺谋的成功，也不是国家主义美学的成功，如果没有开幕式背后掺杂的大量非文艺性因素，没有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往被诟病过无数次的缺陷仍然会被一次一次地痛骂：人海战术、煽情路线、撒娇主义、春晚风格、毫无创意以及容易让人审美疲劳。
张艺谋曾经用东方美学迎合了西方，如今，他又反过来成为国家主义美学的第一代言人，当“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式的启蒙运动远去的时候，张艺谋转向商业主义，当“黄金甲”式的美学遭到一致批评后，他转向了国家主义，如果我要给张艺谋命名的话，暂且将这个人命名为“美学投机主义者”。
当“张大师”功成名就，抽身而去，闭幕式的美学冲突就与他无关了。在闭幕式上，我们看到这种冲突几乎无法避免。伦敦的八分钟完美地诠释了以下几个抽象概念：人本主义的个人美学、崇尚个体解放的文艺自由、充满创意和现代感的都市文化，他们的文艺表演是轻松的、自由的、动感的、现代的、有创意的、充满想象的、个人面孔活泼的，我们的美学方式则是严肃的、规整的、拘谨的、缺乏想象力的、有气势却让人乏味的，这就是西方个人主义美学和国家主义美学的区别，这就是中西方根本哲学的深刻对比。
如果说伦敦与我们的对比还不算冲突的话，那么在进入晚会第三章“狂欢”这一章的时候，闭幕式的美学冲突显露无遗。所有的宏大叙事在狂欢那一章被消解，此刻的民族主义神经已经不再兴奋，国家主义美学完全无法掌控这样一个命题：狂欢。以至于当主持人讲出狂欢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满身不自在。一种内在的冲突在闭幕式此后的所有时间里暗自发生。还未个性解放的大陆演员明显拘束局促，场面有点乱，所有的人都既想完全放开，由于内在的束缚，又无法完全放松。每个人都习惯了在它的位置上，他们习惯被划定了每一个动作，被规定了每一个下一步的姿态，一旦被要求完全自由地狂欢，所有习惯了国家主义美学方式的人们已经完全乱了。
在此，国家主义美学突然遭遇了它的困境，它无法掌控现代文艺方式，也无法适应现代国际交际场合。在美学效果上，纯正的国家美学要求有序一致，严肃但有气势，而闭幕式却要求轻松、欢乐，所有人在此享受一个大的ｐａｒｔｙ，它需要的是西方式的崇尚个性、反对束缚的文化。与内陆演员相比，香港演员明显更有现代感，更能放得开。这反映了他们所受的个人主义文化浸染更深。
闭幕式的美学冲突反映了国家主义美学的没落，而这两场文艺盛会所反映的不仅是这个国家精心准备的表面元素，它还反映了这个国家集体无意识的深层文化心理乃至这个国家的个人存在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悖论，我们呼吁文艺界（体制内的）摆脱国家主义美学的束缚，然而，当真正给他们机会的时候，他们却局促不安，不知所措，对于他们来说，国家主义美学几乎是深入骨髓的。

三焦

　　早在二、三十年前，姜东舒先生在书法界的名声就很响亮了。但对于他的字，我一直不怎么喜欢。他的隶书大概是出自《曹全碑》一路，但用笔极个人化，有点扁，而且总在笔画的尾巴上弄点小花样。
　　我不写不画不刻已经多年，因此对书法界的事情所知甚少，加上多年来未见姜先生新作，印象中他似乎已经作古多年。不料昨天在浣纱路碰到了傅少华，说起姜东舒正是他的书法老师，并说姜先生才去世半年。他向我出示了姜先生送给他的一幅作品，并说明了这幅字的来历。
　　　1989年，姜东舒在一次书法同好的聚会上写了一幅字：“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并落了款，款中有“秦观诗句”云云。傅少华看了，暗自纳闷，回家后即给姜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两句诗应该是辛弃疾写的。姜先生很快便回了信，并随信奉送了一张书法作品，写的是苏东坡的诗句：“堆几尽埃简，攻之如蠹虫。谁知圣人意，不在古书中”。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今天，肯定会让人费解，因为凡名家之作，一般都已经明码标价，送字等于送一叠人民币了。可见姜先生还是性情中人。
　　不过既然把作品免费送人，总得借此勉励一下后学吧，为何要写这样一首诗呢？这可是当年苏学士用来讽刺死读书的年轻人的，至于写这首诗是否因为对方指出了他自己的缪误，想想总是不太可能的。
　　“青山遮不住”，或者“大江东去，浪淘尽”，说的都是时间的故事。时间是一只筛子，上面布满了窟窿，那些小聪明、小技巧、小玩艺一转眼便不见了踪影。不过，这个八卦故事大概可以用“名人趣事”的角度来解读，因为姜东舒先生毕竟是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书法家，在八十年代初，他的小楷是被奉为圭臬的，关于这点，今天五十岁上下的书法爱好者应该更有体会。

三焦

     住在六桂坊附近的一对老夫妻，他们家门口的一块石头上还有两个残缺的字，据说这石头就是当年六桂坊的石匾额。

　　杭州西湖边有几棵大樟树，某一年忽然来了几只松鼠，此后它们的数量与日俱增，据说最多时达到了三十多只。但眼下只剩下了十几只了。
　　住在六桂坊附近的一位老人，经常来湖边喂松鼠。他每天一早就起来了，让老伴给他装好一袋饼干、一袋花生米，就到六公园去了。
　　“阿莉，阿莉！”他朝着一棵大樟树喊，阿莉是其中一只松鼠的名字。阿莉躲躲闪闪地过来了，但停在了离他一米远的地方。无论他喊得多么动情多么卖力，阿莉再也无法像往常一样接近他了。由于患了前列腺炎，他已经整整一周没来湖边了。这一周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深感疑惑。
　　另一位老人出现了。他指着地上的一滩血迹，脸上满是愤慨。原来西湖上出现了一帮专门逮松鼠的人。他们用鱼钩和诱饵，钩取松鼠，或卖往花鸟市场，或自行屠杀了下酒。三十多只松鼠被逮走了一半。
　　处于自然状态的松鼠应该是很警觉的，它们那么容易上钩，显然跟这几年和人们建立的信任有关，那些给予它们的关爱反而要了它们的命，这大概是老人们没想到的。
　　松鼠如此，人又何偿不是如此？被人们所信任、膜拜的对象成了成了杀人不眨眼的侩子手，这样的事情在全球范围内都有。人性的复杂连我们自己也理解不了，当然远非一只松鼠能理解。不过此事同时也揭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对于“和谐社会”的认识，动物可能比人的层次更高。

三焦

　 （图片来自网络）

　　这几天网上盛传奥运开幕式上“假唱”的事，一些人认为捅出此事的陈其钢比较恶心，说他将无辜的女孩林妙可毁了。但陈其钢作为开幕式的音乐总监，当然也有责任道出真相。
　　8月13号的《纽约时报》这样说：In his radio interview, Mr. Chen said a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powerful Politburo, whom he did not identify, attended one of the last rehearsals, along with many other officials, and demanded that Miaoke’s voice “must change.”译成中文是这样一句话：“陈其钢在接受采访时说，政治局一个高层官员和许多别的官员一起观看了最后的彩排，他要求‘必须更换’林妙可的声音。”如果陈说的属实，那么这场假唱并不是张艺谋的初衷，而是张艺谋认真地听取了某位领导的意见而改真唱为假唱的。不过，张艺谋在《南方周末》采访时却说了这样一番话：“经常是领导一来几十个，大家坐下来谈，凡是三人以上的意见，我一定改。”显然，陈和张两位当事人的话有点矛盾，因为老张说他不会只信一个人的，因为“三个人以上如果否认这一点，这一点一定有问题”（看来老张是很重视观众意见的，他一再强调领导也是观众的一部分，这里我们先忽略老张的一个常识错误：被三个人否定的事情一定是有问题的吗？如果这三个人中的两个人事先因为某种心照不宣的关系与另一个达成了表面的意见一致呢？）。
　　当奥运开幕式结束后，总导演张艺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整个开幕式，最令他感动的就是“那个小女孩唱《歌唱祖国》，每次排练到那儿我都很感动，很由衷的”，这句话说得实在诡异至极，这个小女孩是谁？是林妙可，还是杨沛宜？作为一个艺术家，最根本的素质是什么？难道不就是情感的真挚吗？那么，假唱真挚不？张艺谋真挚不？　　

三焦

　　吃晚饭时，母亲回忆起19年前坐车去上海的情景。我注意到，她这次的回忆与数年前的有些不同，或许是年龄大了，细节淡忘了罢。以前那次，她叙述了一些学生喊口号和捐款的细节，并说那些学生是如何如何的可怜，据她说，学生和可能一些不是学生的人，把整个外滩都塞满了，有几个学生还拿着捐款的箱子。她和父亲两人好不容易才从人群中挤了过去。不过，学生捐募所得的钱是做什么用的，她始终没有提起。记得那时我单位的领导说过是作什么“经费”的，至于具体是什么用途，现在连我自己也想不起来了。
　　而这一次，母亲根本没有提到学生捐款的事，我提醒了一下，结果她说根本没有见过学生捐什么款，那时大家都很穷，哪有什么捐款的事，游行倒是看到的。她记忆最深的一件事，乃是她那次去上海，居然穿了一件大襟衣裳，到了上海，父亲的朋友便笑话她，说这样的衣裳，整个上海便也只有她这么一件了。果然后来母亲去大世界看越剧，一帮外国人便围着她转，相机的闪光灯不停地闪。母亲说她其实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因为终于有一天，第二个穿大襟衣裳的人在上海街头出现了，不过，那人却是个疯子——她说到这里，一家人差点喷出饭来。
　　19年前，从温岭到上海，一路上还没有现在那么多的隧道，汽车只能慢腾腾地翻山越岭，大概需十多个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不但路途艰辛，而且深山冷岙之中，往往埋伏着千百家宰客的黑店，待车一停，黑店老板便立马点头哈腰，将司机请到一间密室之中。不过那个司机竟刚好是我父亲的朋友，便请我母亲一道享用了他那免费的午餐。就在数十名乘客正在隔壁大厅中任人宰割之际，老板亲自作陪，在包厢里摆下了满满的一桌菜来，每个菜都油水充足，在白炽灯下熠熠生辉。这也是母亲忘不了的细节之一。

三焦

　　方山位于台州、温州的交界处，又名方城山、王城山，王羲之《游西郡记》云：“临海南界有方城山，绝巘壁立如城，相传越王失国尝保此山。”台州古属东瓯，为“南蛮之地”，两千年前，方山侧畔还是一片岛屿，本地土著多从事渔业，舟楫往来，民风强悍。
　　每每看到方山那横亘天边的样子，我总要想到鲁迅提及的“台州式的硬气”，方正耿直，不但人如此，山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