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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翔退赛真相（一切皆在计划）---来自NIKE的消息！（绝非标题党）

所见网络在刘翔决定退赛后立刻炸开了，各种版本的猜疑都有。
    虽说可能不是时候，但作为NIKE中国营销总部的知情人士，我决定揭露一些也许永远都不为人知的秘密！！！
刘翔自从夺得OY金牌，特别是打破12.88的世界纪录后，商业活动就更为频繁。我们公司，VISA，安利等等，广告，公告，活动一直就没有断过。他的教练孙海平对此其实是非常不满的，曾多次对刘翔的经济人提出抗议，说这样讲对刘翔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受当其中的就是不能保持状态。可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刘翔的经济人团队并没有对一个搞体育的老人妥协。于是大家看到了刘翔出席一个又一个商业活动，出演一个又一个广告。。。。。。（当然，一种也有我们NIKE的功劳）
    其实早在2008年年初，刘翔的成绩已远远低于它当年多冠的时候了，状态也大不如前。很多时候他都只能在商业活动间隙进行一些零星的训练，根本不能说是系统的练习。当时他的经济人团队的希望是在最后3个月的时间（OY前）在开始封闭训练，凭刘翔的能力，应该能找回状态。此时大家其实也已经看到了古巴小将洛布斯的惊人演出，孙海平对此也只能摇头，因为作为教练，他在整个经济团队里是没有发言权的。而此时的刘翔也没有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前台头，他选择了接受。其实这也可以理解，中国的很多运动员这么拼命，最根本的就是成名后的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他自己也相信自己有能力在最后的几个月中赶上当时已如日中天的洛布斯。
    然后万万没有想到的，由于长期疏于训练，身体机能已经不能满足刘翔大运动量的比赛需求了，直接的后果就是大家后来看到的刘翔在美国大奖赛的“意外”受伤。这次对刘孙二人的打击其实是相当大的，因为它打乱了刘翔之后所有的安排。已经签订的商业活动合同时没有办法推托的，在应该全力养伤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办法做到全力以赴，不得不继续接拍广告，出公告。原本静养的时间都牺牲了，更不要说训练了。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刘翔的赞助商在其中发挥的负面作用。其实老外和中国人一样，目光又时候是非常短浅的。他们也有不 得不完成的指标。明知道在刘翔受伤后继续让其出公告会直接影响刘翔在OY的成绩，但金钱的压力让他们（当然也包括我们公司）依然排满刘翔的日程安排。其实我们别无选择，美国总部的高层是不看明星的伤情的，他们只关心自己的销售业绩和数字。作为中国人，虽说不忍心，但为了保饭碗，我们只能照做。就算我们不做，其他人也会做。
    后来直到OY开始，刘翔的团队发现他伤虽然好了，但他的状态已远远达不到OY夺牌要求。作为赞助商(其中我们NIKE为重，因为座位体育公司，影响最大)。，我们都会在重大比赛前与明星运动员进行沟通，看运动员在比赛中预计的成绩，以制定我们对后续续约的计划（当年我们在刘翔夺OY金牌前就与其签约就是得利于这个政策）。但当我们得知刘的状态将铁定无缘金牌，并将此消息汇报给美国总部后，高层才如梦初醒，当天就视频会议了刘翔的经济团队。因为如果刘翔不能卫冕（甚至夺牌），他的价值肯定将大幅缩水，之前我们与刘的巨额代言费将有可能无法获得任何回报。合同就是合同，我们无法违约，只能找到一个能将我们公司损失减到最低的方案。
    最初的方案是希望能降低刘翔的代言费，此提议立刻遭到刘翔团队的拒绝，因为他们手握合同，他们不愿妥协。之后大概有几周的僵持，双方都不肯让步。其间就有新闻里关于刘翔状态恢复的报道，其实我们知道，这是刘翔团队的策略，因为他们在媒体包括政府里有很多人脉，刘翔的收入有很多会归入体育总局，这些报道就不难理解了。对于进入中国多年的公司，我们对此是再熟悉不过了。我们不可能理会。
    僵局的打破出现在有一个美国总部老大提出了一个惊天方案：以伤病理由退赛。理由是：一它能保住刘翔的面子，二作为赞助商，我们也不会有太大损失，因为运动员是因为不可预知的伤病原因退出竞争，它将大大降低未能夺牌在消费者心目中产生的不认同感，甚至如果后续状态恢复在夺牌，我们能有更多的宣传点。
    此方案似乎得到了所有人的肯定，很快双方达成了共识，并开始导演后续大家看到了新闻。包括赛前报道，包括退赛时机等等。。。。。。
    其实，赛后孙海平教练的眼泪是出自内心的。在我看来，他是真的惜才，是真的惋惜这样一位天才在金钱的力量前倒下。只是他真的无能为力。
    刘翔，只是又一个在金钱力量前倒下的N多明星中的一个而已。。。。。。但愿他会是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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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网上盛传奥运开幕式上“假唱”的事，一些人认为捅出此事的陈其钢比较恶心，说他将无辜的女孩林妙可毁了。但陈其钢作为开幕式的音乐总监，当然也有责任道出真相。
　　8月13号的《纽约时报》这样说：In his radio interview, Mr. Chen said a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powerful Politburo, whom he did not identify, attended one of the last rehearsals, along with many other officials, and demanded that Miaoke’s voice “must change.”译成中文是这样一句话：“陈其钢在接受采访时说，政治局一个高层官员和许多别的官员一起观看了最后的彩排，他要求‘必须更换’林妙可的声音。”如果陈说的属实，那么这场假唱并不是张艺谋的初衷，而是张艺谋认真地听取了某位领导的意见而改真唱为假唱的。不过，张艺谋在《南方周末》采访时却说了这样一番话：“经常是领导一来几十个，大家坐下来谈，凡是三人以上的意见，我一定改。”显然，陈和张两位当事人的话有点矛盾，因为老张说他不会只信一个人的，因为“三个人以上如果否认这一点，这一点一定有问题”（看来老张是很重视观众意见的，他一再强调领导也是观众的一部分，这里我们先忽略老张的一个常识错误：被三个人否定的事情一定是有问题的吗？如果这三个人中的两个人事先因为某种心照不宣的关系与另一个达成了表面的意见一致呢？）。
　　当奥运开幕式结束后，总导演张艺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整个开幕式，最令他感动的就是“那个小女孩唱《歌唱祖国》，每次排练到那儿我都很感动，很由衷的”，这句话说得实在诡异至极，这个小女孩是谁？是林妙可，还是杨沛宜？作为一个艺术家，最根本的素质是什么？难道不就是情感的真挚吗？那么，假唱真挚不？张艺谋真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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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晚饭时，母亲回忆起19年前坐车去上海的情景。我注意到，她这次的回忆与数年前的有些不同，或许是年龄大了，细节淡忘了罢。以前那次，她叙述了一些学生喊口号和捐款的细节，并说那些学生是如何如何的可怜，据她说，学生和可能一些不是学生的人，把整个外滩都塞满了，有几个学生还拿着捐款的箱子。她和父亲两人好不容易才从人群中挤了过去。不过，学生捐募所得的钱是做什么用的，她始终没有提起。记得那时我单位的领导说过是作什么“经费”的，至于具体是什么用途，现在连我自己也想不起来了。
　　而这一次，母亲根本没有提到学生捐款的事，我提醒了一下，结果她说根本没有见过学生捐什么款，那时大家都很穷，哪有什么捐款的事，游行倒是看到的。她记忆最深的一件事，乃是她那次去上海，居然穿了一件大襟衣裳，到了上海，父亲的朋友便笑话她，说这样的衣裳，整个上海便也只有她这么一件了。果然后来母亲去大世界看越剧，一帮外国人便围着她转，相机的闪光灯不停地闪。母亲说她其实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因为终于有一天，第二个穿大襟衣裳的人在上海街头出现了，不过，那人却是个疯子——她说到这里，一家人差点喷出饭来。
　　19年前，从温岭到上海，一路上还没有现在那么多的隧道，汽车只能慢腾腾地翻山越岭，大概需十多个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不但路途艰辛，而且深山冷岙之中，往往埋伏着千百家宰客的黑店，待车一停，黑店老板便立马点头哈腰，将司机请到一间密室之中。不过那个司机竟刚好是我父亲的朋友，便请我母亲一道享用了他那免费的午餐。就在数十名乘客正在隔壁大厅中任人宰割之际，老板亲自作陪，在包厢里摆下了满满的一桌菜来，每个菜都油水充足，在白炽灯下熠熠生辉。这也是母亲忘不了的细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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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山位于台州、温州的交界处，又名方城山、王城山，王羲之《游西郡记》云：“临海南界有方城山，绝巘壁立如城，相传越王失国尝保此山。”台州古属东瓯，为“南蛮之地”，两千年前，方山侧畔还是一片岛屿，本地土著多从事渔业，舟楫往来，民风强悍。
　　每每看到方山那横亘天边的样子，我总要想到鲁迅提及的“台州式的硬气”，方正耿直，不但人如此，山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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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下午的雨很大，母亲念叨说那是牛郎织女在哭泣，今年的约会提前了，牛郎又有一大桶饭碗等着织女去洗。
　　农历七月初七，浙江温岭箬山有过“小人节”的风俗。天还没亮，就有人摆出供品和彩亭了。我早上七点钟到达那里时，几户人家正在撤走猪肉、糖龟、西瓜和粽子，供桌旁烈火熊熊，那些纸糊的小人正在化为灰烬。
　　一艘巨大的渔轮旁，一个6岁的小女孩在我的摄像机前说，她擅长跳舞，在学校里经常得奖。我说那你现在就跳一段吧。她说她只会双人舞，我说那你找个舞伴好不。她听罢马上飞奔起来，跑过码头，穿过两条街道，再跑上一个土坡，我拿着摄像机跟拍，跟得大汗淋漓。
　　她冲进了一户人家，一分钟后，便带着一个跟她差不多年龄的男孩子出来了。他们俩开始摆出姿态，边唱边舞，不过动作硬梆梆的，像演革命样板戏，估计多时不练功了，手段有些生疏。表演了大概五六个动作后，他们俩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天空，姿态几乎同时凝固了，口中大叫：“下面忘记啦。”她便带着舞伴又往远处跑了。
　　在半山腰上，一个小男孩正在为自己上学的事情发愁。他妈妈三年前跟人跑了。她妈妈来自贵州，15岁那年就跟了他爸爸，但一直到她离开这个家，两人都没有领结婚证。小男孩无法在当地注册户口，尽管每年的这一天爷爷都要给他糊一顶全村最漂亮的双层彩亭，但却无法改变他的社会身份，他只是一个非法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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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通往大海的河岸旁有一座小房子，住着一对老夫妻。我有很多年没见到屋子的男主人了。以前他似乎来我家讨过东西，那时他还住着茅屋，他在要饭的时候总是说“感谢政府”之类的话，而且会翻筋斗，翻得很快，不到一分钟，就拍拍尘土站了起来。
　　那间不到十平米的屋子里养了一头猪，猪是养在正屋中的，人则被挤到了室外。室外靠墙搭了一个三角形的帐篷，帐篷的顶只有一张破碎的塑料薄膜和两块交叉的板。帐篷看上去比那些野外活动的设备要小上好几倍，他和老婆两人如何才能挤得进去是一个谜。他老婆一年到头不穿衣服，白天跟猪一起呆在正屋里，天黑下来了，才出来等她的丈夫，她蹲在一张条凳上，两手瑟瑟发抖，像一只刚从大雨中逃出来的鸟。有一次，她的丈夫遭了车祸，被人送到市医院治疗，她饿得受不了，才在大白天走到了大马路上来。邻居的妇女们见她一丝不挂，赶紧送了几套衣服过来，可被她拒绝了。
　　眼下这间砖瓦小屋历史不长，其前身则是一间茅屋，数年前一场飓风在本地登陆，把它刮跑了，政府给了补贴，才造下了这座小屋。看来他是真心喜欢政府的，因为在他的房子外面，贴了无数张伟大领袖的画像。不过由于常年暴露在风雨阳光中，领袖们褪色了，脸有些发白。跟领袖们在一起的还有几个稍有点袒胸露乳的男女明星。在一个女明星的玉颈一侧，竟然还挂了“小心触电”的警示牌。他们均簇拥在一些红红绿绿的纸花之中，纸花也褪色了，看上去一年比一年更白。明星领袖的头上，则飘扬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旗帜，大的似乎是国旗。
　　现在房主人大概有六十多岁了吧，有天傍晚在河岸上走，突然见到一个戴着草帽、提着竹篮的人，但路灯太暗，我看不清他的面容，后来听母亲讲起，才估摸着那就是他了。不过他养的猪倒是经常见到的，那猪强悍到不受约束，经常从那小屋里冲了出来，沿着河岸一路小跑到大街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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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北京骑车时所戴的3M口
　罩，型号为8247，能很好地
　挡住汽车尾气，只是它的封闭
　性太好了，骑得急时，呼吸就
　有些困难。

　　我的祖母死于肺癌。她在世时，无论刮风下雨，天天都坐在一条尘土飞扬的马路边卖茶水和糕点，这一坐就是30多年。
　　一年前，我的导师毅然卖掉了她在小西天的房子，住到了距北京100公里之遥的密云水库边上。导师的新房子我住过一晚，尽管那个小区的外貌比较简陋，但因为与密云水库仅一山之隔，空气质量比北京城里好得多，与汽车尾气如黑雾般迷漫的小西天更不可同日而语。一些在北京城里消失多年的老人，比如汤一介、乐黛云等，也会突然出现在这个小区里。据我的导师说，她的一些在京多年的朋友，不少被肺癌夺去了生命。
　　几天前，钟南山院士说，广州50岁以上的人，肺大多是黑的，由于长期吸入不洁空气，广州人的肺已经失去了自我清洗功能。钟院士在03年“非典时期”以敢说真话、身体力行著称，如果他这次同样说得没错，那么中国黑肺之城应该远不止广州一个。查了广州环保网的空气质量报告，我发现其pm10值（即表中的可吸入颗粒物值）并不怎么高，以其监测点“花都新华”为例，7月份的pm10值基本在30到70之间波动，只有两天特别高：26日是80，28日是100，这样的水平比北京差远了。下表来自“中国人民共和国环保部”的网站，数据同样来自官方，应该有某种程度的可比性。从表中可以发现，北京的pm10平均值远远高于广州。这样看来，北京人的肺可能比广州的更黑。

　　这第二张北京空气质量图是BBC记者根据手持空气监测仪的数据制作的，数据与我们政府公布的差别很大，据说BBC记者是在马路上测的，而政府的测试点到底在马路上还是在公园里小河边，这个情况似乎没人知道。
　　但眼下北京空气的质量比以前的确是好多了，据说这是政府在7年时间内化了1400亿的结果，为了改善空气质量，政府这几年不知道停了多少化工厂、发电厂以及铸造厂，连天津的40家工厂都得关闭两个月。但这个结果还是不能令所有的人满意，据说马拉松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格布雷西拉西耶（Haile Gebrselassie)就是因为担心北京空气污染会对他的肺造成损伤，已经宣布退出马拉松比赛了。《华尔街日报》则吹嘘说过去的两年中，美国奥委会一直在秘密研制到北京参赛时戴的口罩。连这些短期逗留的人都受不了北京的空气，那么北京老百姓该怎么办？他们大多工作、生活在没有空气净化装置的房间里，整天为了柴米油盐在尘埃乱飞的大街小巷奔走，他们的肺怎么办？还有天津、石家庄、太原、兰州、西安、成都、深圳等城市中的百姓，他们的肺又该怎么办？
　　为什么外国人要来了，我们才想到不洁的空气是个问题呢？许多工厂据说都是暂时关闭的，等外国人走了，又要重新排出浓烟；那些按照单双号顺序行驶的汽车，据说不久后它们还是畅走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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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纳木错湖取水的妇女们。她们一大早就起来了，此时她们的男人尚在梦乡之中。

右图为林芝地区的一个小女孩。她跑得很快，我的相机（NIKON5000）反应慢，只抓到了这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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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暑假，黄晓慧送他8岁的儿子过来学画。黄晓慧是我的学生，现在是本地著名的大记者。他在温岭中学念书时，我教他物理。
　　黄晓慧的儿子叫黄煜博，第一次来上课，抓了笔便乱涂乱抹，得到的鼓励和批评一节课大概在二十次以上，可总不奏效。绘画班8岁的孩子共有两男一女，其他同学的年龄都比他们大。三人中又以黄煜博为最大。有时老师在作示范，黄煜博的脑袋会突然不见了，两个最小的便慌忙说：“报告老师，老大不见了”。四只小手伸到桌子底下一阵乱摸，终于把他们的老大打捞了上来。那个和他年龄一样的小男孩，受到批评眼眶便要发红，可小黄同学无论怎么被批，总是一副大义凛然的表情。老师讲到“复加”技巧时，小黄同学发言了：“复加我知道，不就是试卷后面的附加题么？”下课时他看到有女同学还在用功，便将五指撮成眼镜蛇状，直捣人家肩膀，对方蓦然回首，见到的是小黄同学急速扮出的一副鬼脸。后来他看到我开了电脑，便凑了上来，笑脸像他老爸一样灿烂：老师能不能帮我挂qq？我有三个qq。
　　上周黄煜博看到我在批改一摞作文本，便拿了一本去翻，翻了一会，凑上来指着本子说：“这句子不通啊。”我接过来一看，果然不通。于是取了一个高中一年级同学的作文，让他找错，没想到小黄同学居然能找出七八成以上的错误来。
　　今天下午，黄煜博在课堂上吹了口哨，这个不雅行为随即被禁止了。于是，小黄同学下半节课发奋图强，画出了代表历史性转折的三块石头，这个水平终于超过了另一位爱哭的小同学。下课时，小黄把画得不满意的几张胡乱地团在一起，塞到了右屁股兜里，而把那三块石头，折叠得整整齐齐，小心地揣入左屁股兜里，笑容灿烂地跟着一样笑容灿烂的老爸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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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于教学生，没时间写博客，贴旧作《后台》。

后　台

　　坐在舒适的座位上观赏一场演出，身处黑暗，演员的身影晃动在眼窝深处——好戏连轴，这般情景带给我们的欢愉将持续一个时辰。幕布轮流更换以欺骗视觉，报幕员的唾沫湿润了城市干燥的夜，无线话筒在不同的角色间传递，强大的故事线索把一些鸡零狗碎的片段连缀。一个戴笠帽的人因为情节的需要死去，在移往别处的灯光掩护下，她的同伴们匆匆将她抬往后台。
　　后台——我喜欢这个地方是因为它天生具有了一条通往前台的甬道。就像一只胃的幽门地带，迷幻的色彩如胃壁上的纤毛相互穿插。巨大的戏箱四处横陈，携带色彩和服装的旅行如一抹油画笔触突然中断在这里。前台的光越过幕布和屏风把一个无人留意的角落染红，一条随意的擦痕，一幅刻意的涂鸦，一个戏子匆匆的身影，一丝轻微的夹杂其中的金属噪音，一小段疯狂音乐之间的空白，把这个突然热闹起来的房间填满。一排涂抹着胭脂和尘埃的镜子前，扮演妃子的女人坐在她的恋人旁边（今晚他演的是一个潦倒的疯子）。妃子以不变的眼光看着情人的脸，在他还没有进入角色之前。房间另一角的阴影里，马鬃制成的胡子从墙上垂下来，它们那趋向地面的形状似乎在努力抵消某种东西（它是什么？）。此刻编剧和导演早已相继撤离，但在前台和后台，角色和心情却以最迅捷的速度切换着，那么，操控这场景的人又是谁？
　　九点一刻或者更晚，一场戏的巨大帏幕落了下来。真正的寂静到来了——人语声、脚步声、衣角的摩擦声、食物的咀嚼声仿佛从很深的地方升到了水面，声音带着雾气，左右上下飘忽着。那个不知是哪一年也不知是谁随手涂抹的小丑此刻又回到了墙上，组成它的线条变得四分五裂，此后它将沉睡一段日子，美丽的睫毛也许会被一只顽皮的耗子重新梳理一遍。
　　在中国乡间的许多地方，简陋的演出方式并不能取消后台，相反地，它融入了一种朴素而又随意的东西，并与演员四处游荡的生活合二为一。它的身份是双重的，既是一场戏的后台，同时也是戏子们日常活动的前台。在盆、碗、瓢、桶、瓶之间，一个孩子出生的声音有时会冲破整个戏台的晦暗夜色。那个小生命躺在一个穿着戏装的女子怀里，不断踢动粉色的双腿，这温和的一幕彻底掩去了前台的故事魅力。

三焦

　　昨天让学生们写一个生活中不一般的人。结果大部分学生选择了写自己的同学，他们心中的“怪人”，不是跟老师顶嘴、欺负女同学、爱好打架的男孩子，就是喜欢与男孩子一起舞拳弄棒的女孩子。有个男生说他极不喜欢一个男同学，因为对方经常给女同学买冰棍吃，于是便经常揍他。这些与暴力因素有关的人占到了被描述对象的半数以上。
    也有妙趣横生的事例。比如一个男生写到，他的同桌因为喜欢拍老师的马屁，当上了劳动委员，每次打扫教室，他便要在讲台上放上一堆好吃的零食，然后一边往嘴里塞薯片，一边指挥同学消灭不干净的角落，如果他吃完了或者觉得味道不好而同学们的活还没干完，他便派出三两人，火速去小店为他买好吃的；另一位女生则写了一个喜欢打扮的男同学，他不但喜欢翘“兰花指”，更喜欢当众用指甲油涂抹他的指甲。
　　有个小男生实在想不起他生活中的人有谁与众不同，想啊想，终于想到了他的祖母，他觉得每次爸妈开始要打骂他时，他的祖母总是会及时赶到，及时阻止了将要落到屁股上的巴掌，他觉得祖母很“怪”，他说：“一个大人如此溺爱小孩是不对的。”
　　还有个叫杨坚的男生写了为他父亲工作的一个民工，这人曾被火灾毁容，因此相貌比较恐怖。每次那人来他家里吃饭，他坐过的凳子杨坚都不要坐。后来有一次，那位民工感冒了，发着高烧，杨坚跑去给他买药。病好后，民工便经常和杨坚说一些有趣的事情。因此杨坚觉得，现在那人看上去一点也不恐怖了。
　　这些孩子的想法，必定受了大人们的影响，同时这些想法也会贯穿他们今后的一生。一人看另一人，当然各有自己的标准，所谓的“怪人”，也就是与自己的标准不同的人。让学生去写这样的人，其原意是希望他们在别人身上发现自己。以我观人，人皆着我之色彩（套用王静安的一句话稍作变动），看到了怪人，也看到了自身掩藏在平凡时光之后的另一面。

三焦

　　这次作文班的人数比去年多了一倍，小朋友们的学历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二年级都有。本周布置的作业是写一件家中的旧物，本想要求写解放前留下的东西，但考虑到有些家庭可能少有这样的物品，便放宽到了十五年以上。理由是十五年前大概正好是国企变为私企的年月，那时南方私营经济蓬勃发展，到处都在除旧布新，那个年代之前的物品，和现在的很容易找到差别。
　　没有想到的是，即便条件放宽了，小朋友们还是愁眉不展，有几个当场提出，他们家根本没有那么长历史的东西。有位女同学说，她家是八年前搬到现在的小区的，家里最旧的物品也就是八年前的一套家俱；另一位同学经我再三提醒，才想到她母亲的嫁妆中有只锡壶，不过也只有十二三年的历史，无奈之下，也便让她写了这只锡壶，不过它承载的东西就不多了，只能联系到民间的风俗，很难将她自己的情感因素投射进去；有位小同学写的是一台电脑，他和父亲两个绞尽脑汁将家中的东西盘点了一番，发现最年长的东西也就是这台十年前买的电脑；还有一位，竟从家里带了一件金属的风铃来，上面刻着阿弥陀佛和“全家平安”等字样，初看还以为是件古董，仔细一看才知是近年出的一件旅游纪念品；一位女生说她家中最旧的就是她妈妈过去订阅的几册《儿童文学》杂志，正是这些杂志将她妈妈造就成优秀的语文教师；而另一位男同学则说他祖父拥有一套“八大名著”，定价两千多元。
　　当然也有少数几位同学的确找到了“包老包真”的旧物。比如有几位写的是奶奶或外婆的老房子；有位女同学写了曾祖母的绣花鞋；其中的两位男同学则写来毫不费力，因为他们家过去被划分为“地主”，尽管土改时照样把绝大部分财产分给了穷人们，但家里毕竟留下了一两件老东西，当然最关键的是，他们珍惜留下的这几件东西，他们深知那上面的每一条花纹、每一片铜饰都闪烁着前朝人的智慧——那些分给穷人们的精美物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十年前我曾在本地某个村看到一张紫檀大床，可惜顶架已经没了，主人说这张床是土改时从大户人家分得的，后来有一天，家里没柴火了，目光便自然地落到了床的顶架上，他想来想去，这雕花繁复的东西顶不了什么用，夏天挂蚊帐完全可以用几根竹竿代替，于是便拆下来烧了，据说这个东西还挺耐烧的，足足省下了半个多月的柴火。就这样，除了自行的烧的烧、砍的砍，再加上文革中的“破四旧立四新”，以及后来的文物贩子的疯狂收购，一般人家的旧东西也就日见稀少了。不过，他们本来对这些东西就没有感情，也就不会在乎它们的消失。于是，那些六十年前贫穷的人，今天他们的后代尽管开着宝马，脖子上套着笨重的金项链，在另一种意义上依然一贫如洗。

三焦

    写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的诗人臧克家，他的太太叫郑曼，郑曼有个弟弟叫郑咸熙，在温岭中学教化学。我刚进温岭中学时，郑咸熙先生还没有退休，还在给高三同学上课。有时会在走廊上见到他，拿着个讲义夹，低眉垂目，慢吞吞地走，记忆中我跟他除了礼节性的打招呼，没说过几句话。我也没有听过郑老先生的课，据说郑老师的讲课只有一个音调“1”，没有“2”，更没有“345”，听久了便要昏昏欲睡。但这丝毫不能动摇他在本地教学界的地位，或许是极绚烂处归平淡，郑先生举重若轻的功夫，我们这些后来者恐怕是难以企及了。
    我们教研组的组长王老师和郑先生是邻居，下面的事是他告诉我的。有一年（可能是八十年代初）郑先生接到一个电报，电文说姐姐郑曼要来温岭看他，她的飞机将在某日某时在路桥机场降落。这件事当然得郑重对待。从路桥机场到温岭还有60公里，但那个时候路况非常不好，车子要开两三个小时。郑先生计划了一些时候，终于下决心租下了一辆专车，去机场接他姐姐。所谓的专车，也就是一辆手扶拖拉机，那时从温岭到路桥，一路坑坑洼洼的，手扶拖拉车由于它的发动机高高地装在最前头，比一般的车颠簸得更厉害。郑先生只好弄了许多稻草，垫到了铁皮车厢里，以便让姐姐坐得更舒服点。
    那一年必定有人看到了这样的图景：尘土飞扬之中，一辆装载了半车稻草的拖拉机正在蹒跚地爬行，蒸汽和黑烟笼罩着的稻草堆里，坐着一对老兄妹，看上去像是两只呆在窠巢里的鸟。

三焦

　　古池（ふるいけ）や
　　蛙（かわず）飛び込む
　　水の音

　　这首俳句不用翻译也能读懂。它描绘的情景我曾在上天竺见过。
　　十多年前，我在杭州上天竺住了半个月。傍晚时分，常去看庙里的师傅击鼓撞钟。山上的风很大，大雄宝殿的几排五色幡被风吹得前后晃动，在黑暗和明亮之间改变着它们的颜色，缀在五色幡底部的铜片叮咚作响，这节奏随意而有点神秘的声音顽强地穿插在钟鼓之间。
　　天就在这三两种声音的绵延中黑下来了。等钟鼓停歇，我回转客房时，身后便只剩下了渐趋模糊的叮咚声。再过一会，等师傅关上了大殿的门，这山中便彻底安静了下来，可以清晰地听到寺后竹林中的鸟鸣。回到客房的路有三条，记得其中一条是要穿过一座民国风格的回廊——这条路非常安静，回廊的尽头有个小天井，抬头可见四方的天空中镶嵌着一方新月。走着走着，前方突然传来了“扑嗵”一声。那儿有一个水池，池边的青石长满了青苔，那些青苔想必是长了数百年了，如果白天来的话，可以看到池水都已染成了绿色。那只青蛙却只在夜间出没，仅凭那声从寂静中生出的“水の音”与世人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