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焦的部落格☆: 小说

旧戏台（小说）

Sun, 08 Jun 2008 16:02:21 GMT

三焦

　　1988年夏天，我去乌阳镇乌阳村办事。那天太阳很猛烈，照得空无一人的黄泥大道一晃一晃的。我坐了一辆蹦蹦车，一路颠簸得我昏昏睡睡。那司机年纪很小，一张娃娃脸黑黝黝红扑扑的，像是一只烂熟了的苹果。他把我拉到村中的一座祠堂前，接过我递给他的两元钱，继续哒哒哒地开着他的车子向着前方驶去。
　　那祠堂只有一进，进了台门，眼前挡着一个巨大的建筑物，因此光线突然变得很暗。黑暗似乎有人在洗衣服，那种捣衣的声音我很熟悉，但多年未听见过这种声音了。过了一会，我的眼睛才适应了黑暗，此刻我才发现这是一个旧戏台，戏台上的藻井是八角形的，绘着一些花花草草。戏台两侧一侧是进入院子的巷道，另一侧竟然是一条小溪，小溪从戏台底下流过，沿着院子一侧的水渠，从墙上的一个出口流向墙外。我绕着戏台走了一圈，没发现人影。转到两侧的厢房，也没有发现有谁在里面，而且门上都加了锁。戏台的一侧有一座楼梯，楼梯到了一半高的地方分为左右两个方向，向左通向戏台，向右则通向厢房的二楼。我走上楼梯，脚踩在木板上，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走到中间时，已经能看到戏台了，空无一人的台子上只有一把三条腿的椅子。于是我转向了右侧，沿着长长的走廊往前走，并在每个房间的门前停留了一下，敲敲那些掉了油漆的门扇，这样一路敲过去，居然发现每一扇门都是没上锁的，每一扇门后面都是一间空房子。我怀疑我是否来错了地方，但乡里的李书记说得很明白，让我到乌阳村村头的祠堂里报到的。我只好扯开嗓子喊：“有人么？”叫了几声，也没人搭理我，只好在一间有一张床的房子里坐了下来。那床是棕榈绳子编的，破了好几处。除此之外，墙角还有一只柜子，柜门没了，里面结着蜘蛛网。柜子旁落着一块灰色的东西，我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只死老鼠。但有点奇怪的是，那张床尽管破败不堪，居然擦拭得很干净。我就坐在床的边框上，百无聊赖地东看西看，其实也没什么可看，窗外是一条小河，河边是一块收割了一半的稻田，有一台打稻机横在河岸上。不知道那些割稻子的人都到那里去了，割下来的稻子东一堆西一堆地放在河岸上，还没有脱粒。
    等了大概有半个小时，还没有人来，四周静悄悄的，我突然感觉到刚才听到的捣衣声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就消失了，好像是我进来就没有再听到了。心里正有点发毛，楼梯上忽然响起了脚步声，我坐不住了，赶紧站起来走了出去。来人居然是乡长王保玉。他戴了个黄色的斗笠，淡蓝色的衬衫已经被汗水浸透了，变成了深蓝色，大概是走得太急，见到我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把屁股靠在栏杆上，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喘息平定下来。
    “李书记逝……逝世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自己在这阴风惨惨的祠堂里坐久了，出现了幻听。
    “是的，李书记被人杀害了。乡里来了公安，要你马上去一趟。”王乡长用湿答答的袖口擦了把汗，看着我说。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上午刚从乡里来啊，我出来的时候李书记还好好的。”我还是觉得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边走边说吧。”王乡长拉上我，往楼下走去。
    我们俩走出祠堂门口时，我突然听到了什么，马上回过头去对王乡长说：“你听你听，你听到什么没有？”
    “没什么啊。”王乡长皱了皱眉头，显然对我还有心情停下来感到不满。
    “捣衣服的声音，你没听到吗？”我说。
    “老林啊，我们快走吧。”王乡长一把抓住我的手，拖着我往前走去。
    快走到村头的公路时，一辆蹦蹦车哒哒哒开了过来，停在了我们旁边，开车的正是娃娃脸。
　　乡政府是一幢最近几年才造的泥水建筑，有六层高，外墙贴着黄色的瓷砖。娃娃脸的马达声一停歇下来，我就听见了从楼上传来的哭泣声，我知道那是谁在哭泣。我们沿着楼梯走到三楼，看见李书记已经躺在一块门板上了。他的头上蒙了块红布，好像是一面国旗或者党旗，肚子露在外面，上面有个黑色的洞。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在那里忙碌着，一位医生模样的人正在给尸体照相，另一个护士模样的拿着块药棉在李书记的肚子上擦拭着。屋子里还有两个公安，腰上都别着一把手枪，一个看见王乡长和我，马上走了过来，他和王乡长交换了一下眼神，对我说：“请稍等一下”，说完又转过身去，和另一个公安咕哝了几句，便走出了房门。
    哭泣的声音时断时续，从发出哭声的方位判断，她就在隔壁张秘书的办公室。王乡长此刻在帮医院来的人抬尸体，趁着没人注意，我不动声色地踱到了隔壁房间。李小娅果然就坐在张秘书平常坐的位置上，手里拿着一本书，眼泪已经把整本书都泡湿了。她脸色通红，哭得非常压抑，声音呜咽着，像是一只发情的猫在叫。我走过去，用手托住她的下巴，她才透过泪眼看到了我。我拍拍她的肩膀，压低了声音，对她说了句安慰的话，然后扶她起来，坐到靠窗的沙发上。我紧挨着她坐了下来，摸出一张皱巴巴的餐巾纸，替她抹去眼睛和鼻子上的液体。我的右手在做这些动作时，左手从她的身后围了过去。她的身子很软，我手一揽，整个身体便像一只小猫，依偎在我怀里了。
    李小娅像是刚睡醒似的，睁开了布满血丝的眼睛。她慢慢举起手，指着远处说：“那是什么？”
　　“灯泡。”我说，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不是啊，是窗子边上的那个。”她的手无力地垂了下来。
　　“哪个？哦，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那是一盆栀子花，现在早过了开花的季节了。”我摸了摸她的额头。
　　“不是啊，是窗外电线杆上的那个。”她又一次费力地举起了手，但马上又放下了。
　　“哈，原来是那个啊，那是变压器懂不懂，是改变电压的，要是不改变，会电死人的。”我把手插到她的腋下，将她下滑的身体往上提了提。
　　“不是啊，算了，不跟你说了。”她闭上了眼睛，不理我了。
　　过了一会，我听见王乡长在隔壁叫我，便走了过去。刚才那个出去的公安已经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他把我叫到屋子一角的一张小桌子旁，顺手拖了把椅子，把我按在那把椅子上，自己便一屁股坐在了桌子上。他一边问我一些关于李书记的问题，比如姓啥名啥、他爹叫啥、他老婆叫啥、他平时一般几点来办公室、几点下班、今天又是几点来办公室等等看上去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的问题，一边急匆匆地往本子上记。在写我的名字时，颇费了些周折，他怎么也想不起“龙”字是怎么写的，我只好挖空脑筋，不断地引导他。
　　“就是二龙抢珠的龙啊”，我想二龙抢珠这个典故警察应该是知道的。但他还是抓耳挠腮，弄得我有点心烦。
　　“龙井的龙，知道不？”
　　“就是那个龙虎斗的龙啊。”
　　“十二生肖，知道不？”
　　“龙年生龙子。”
　　“皇帝穿龙袍的龙。”
　　“龙宫太子的龙。”
　　…………
　　我说了半天，恨不得把那本子抢过来自己写了。
　　“别吵，别吵了，还是先空着吧”，他对我嚷道。
　　我估计这个警察心地比较善良，心地善的人容易忘字。接着他又问了我一大堆不着边际的问题。把我彻底搞晕了，他这才问我一些跟李书记的死有关的问题。
　　“你上午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他手中的圆珠笔摩擦着下巴，眼睛望着天花板的角落。
　　“九点二十分。”我说。
　　“你离开的时候老李在干啥？”
　　“就坐在你坐的这张桌子上，除了抽烟，啥都没干。”我说到这里，公安站了起来，对我皱皱眉头：“就到这里吧，你可以走了。”
　　那天他们把李书记拉走后，我也把李小娅带回了我的房间。
　　后来有一天，大概是在第二年的夏天吧。李小娅又来找我。那时我们彼此都已经没兴趣了，彼此都换了个朋友，因此她来找我，倒让我有点受宠若惊。我觉得应该带她到一个比较明朗的能体现我品味的地方去，因此用自行车载了她，一边骑一边思忖应该带她上哪儿去。乡间的路凹凸不平，一路上李小娅用力地抱住我的腰，脸紧紧地贴在我后背上。在骑过了一座小桥后，我看到了熟悉的马头墙，才意识已经到乌阳村了。
　　路上有很多人，都带着椅子或板凳，他们弯着腰，走得很快，我的车一停下，就有一大群人越过了我们。我拦住了一个孩子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人都到什么地方去。
　　“祠堂里有戏呢。”那孩子说，他的鼻涕快要淌到嘴巴，被他麻利地吸了回去。
　　“演什么戏呢？”我问。
　　“老古戏呗。”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和李小娅的目光对视了一会，她啥也没说。我便带上她，继续向前骑去。
　　祠堂的大门前摆了许多食品摊子，有卖油炸食品的，有卖黄瓜西瓜的。有一个孩子从一个稻草垛下钻了出来，一路狂奔过去，他身上的一根稻草掉到了油锅里，那小贩便开始破口大骂起来。
　　我停了车，掏出零钱买了两只油果，我和李小娅一人一个，一边放在嘴里嚼着，一边向着祠堂里走去。
　　台上正在演《琵琶记》，正演到赵五娘吃糠这一段，赵五娘和公公婆婆正搂抱在一起痛哭流涕。台下的老老少少也开始抽泣，整个祠堂里充满了呜呜咽咽的声音，听上去非常恐怖。
　　接下来我们靠在了二楼的栏杆上，给李小娅补了一堂关于戏曲知识的课。李小娅那不时闪露出来的钦佩的目光正在告诉我，她对于过早地离开我投奔他人怀抱这件事情，生出了无限的悔意。接着我拉上她，向楼下走去，准备向她介绍祠堂的建筑特色。此时台上进行的是蔡伯喈驸马的戏，退出场外的赵五娘正好和我们俩打了个照面。当我们擦身而过时，我注意到她正在观察我，我也多看了她一眼，我惊奇地发现刚才她在台上是真的在哭，眼角的油彩都被泪水冲掉了一大片，露出了一块白净的肌肤。
　　戏台下的水渠旁，有两个戏子正在洗衣服，从她们的打扮看，可能是相爷府中的丫环。她们拿着捣衣棰，正一下一下地敲打着她们的衣服，但只看到捣衣的动作，却听不到声音，声音被场上的锣鼓声压下去了。有一个中年人，穿了件黑色的衬衣，正把扔在水渠里的一个西瓜捞了上来。
　　李小娅伏下了身子，把手伸到了水渠里。
　　“好凉快啊，我们也买个瓜放在这里吧。”李小娅抬起头望着我，黑色的眼珠里映出了台上批红挂绿的蔡驸马。
　　那天下午，我们挑了个很大的西瓜，将它泡到了水里。等台上演到蔡驸马带着两个老婆去乡下上坟时，李小娅终于抵御不了西瓜的诱惑，便脱了鞋子，下到了水渠里，去抱那个西瓜。
　　我从她手中接过西瓜，抱出祠堂去找那个卖瓜的切开来。可那个卖瓜的已经走了，只剩下卖油果的摊子还在那里。起风了，风吹起了许多稻草碎末，在空中盘旋着，卖油果的在油锅上盖上了他头上戴的笠帽，又开始骂骂咧咧。我抱着西瓜顺着风的方向，转了几圈，又回到了祠堂里。
　　李小娅看见我把瓜原封不动地抱回来了，一脸的失望。
　　“肯定会有办法的。”我拍拍她的肩膀说。
　　我放下瓜，脱了鞋子、袜子，下了到水渠里。我走到了戏台最深处的地方，用脚在那里试探着。不一会，我的脚碰到了一块大石头。我伸出手去，掀起了石头。做完这一切只花了很短的时间，仿佛是下意识完成的。等我回到岸上时，我的手里已经多出了一把刀子。
　　不过，它已经有点生锈了，连刀刃上也有了几块黄斑。我割下了一块西瓜皮，准备先把它弄干净了再说。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我和娜拉在温岭的日子（小说）

Fri, 06 Jun 2008 19:34:22 GMT

三焦　

　　九四年的夏天，我和娜拉住在温岭乡下。我们的房子是向一户养鸭的人家租的，墙体由黑色的砖头砌成，下雨的时候那上面布满了晶亮的水珠。东侧墙上挂着一件蓑衣，也不知道它在那里挂了多少年，反正我们半年前刚搬到这里时，它就在那里，上面积满了尘埃，因此有一次娜拉想把它扔了，被我阻止了，我的理由的是，房东的财产我们无权处置。那蓑衣也奇怪，灰尘刚被清除，没几天它的表面又变得发白了，那些尘埃像是从里面长出来似的。
　　那个夏天一点都不热。温岭这个地方，天气反复无常，刚才还是蓝天白云，可刹那间就变了天，天空暗下来很快，一会儿功夫，连田里插秧的人都看不见了，只剩下一些斗笠的轮廓，在逆光中的水田里慢慢晃动。那条叫大黄的狗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被娜拉抱回家的。我记得那天黑得比往常更快，不一会，就有雨落到屋顶上，啪啪作响，雨点落到屋后的小河里，飞溅的水花带起了一片柳叶，柳叶像一个绿色的小人，随即乘风飘去。我看见河岸的尽头出现了一顶花伞，图案上那种血色的不知名的花朵是我最不喜欢的。但没办法，那伞是娜拉从城里的一家电器商店免费获得的，娜拉为此高兴了两三天，整天把难看的花纹展示给隔壁的小丸子一家看。小丸子最小的儿子，那个叫杨天的，整天穿着开档裤，喜欢一只手遮着额头看天，另一只手不停地摸他的小鸡巴。我一点也不喜欢杨天，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他那老实巴交的爹。因此当他整天屁巅屁巅跟在娜拉屁股后面跑时，我总要喊：“杨天！”杨天转过身来，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我。“你看天上，有一头大狗熊哩”，其实我每次都在胡扯，我根本不想抬头看看天是长什么样的。但神奇的是，杨天每次都真能看出一头狗熊或一头大象来，反正我说什么就有什么。因此尽管我对他十分鄙视，而他却对我尊敬有加。
　　河岸上那顶伞变得越来越大，娜拉丰满的身子渐渐清晰起来。我看了看水缸，水缸是满的，看了看灶后的柴火，也足够烧一次晚餐了，便心安理得地坐在了门前的板凳上，点燃了一根烟。雨很大，雨点从台阶下面的泥地里反弹上来，不断地落到我脚前不远的地方，有几点小的雨点，直接落到了我的脚脖子上——那种凉丝丝的感觉很特别，像是另一个世界的生物在试探着你，当触到你时却突然抽回了手。
　　从卫校毕业后，娜拉在附近小镇上的一家卫生院上班，三年来从未离开过。也不知从哪天起，娜拉的扎针技术就出了名，被尊称为“一针见血小姐”。镇上的范镇长病了，都要派宋秘书来请娜拉扎针。范镇长我只见过一回。记得那天清晨，天刚放亮，我和小丸子从车站旁边的那家旅馆出来，我走在前头，小丸子跟在后面，离开我约有二十米左右。突然，我听见小丸子的脚步声乱了，她紧步跟上了我，伏在我的耳边说，你看，你看。我喜欢闻她嘴里呼出那股说不出味道的气体。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看见了一条影子，在左侧的一条巷子晃着。“那就是范镇长哩。”小丸子说。我没有往下问，我是个奉公守法的人，不想打听一个人民公务员的隐私。
　　一个很大的雨点飘到了我的脸上，我提起袖口来往脸上擦了擦，但感觉那雨水还粘在那里，而且面积更大了，我只好继续用袖口擦拭着。这时怀抱着大黄的娜拉已经走到了跟前，那条一路上沉默着的狗看见我突然狂吠起来，它一下子便从娜拉的怀里挣脱出来，向我猛扑过来。
　　我是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人，见过的狗不下百十条，但这么凶狠的狗还是第一次见到。我下意识地一跃而起，操起了屁股底下的板凳，但还没等我将凳子举到头上，左手腕上就一阵钻心般的刺疼，要不是我反应快，立即朝那畜牲的下半身狠狠地踢了一脚，我的左手很难说现在还长在我的身上。
　　伤口上留下了十八个齿印，准确地说是十五个，有三个很浅很淡，几乎看不到，而且第二天就消失了。鲜红的血从其中的六个齿印中淌了出来，不过很快便凝固了，颜色开始变得黯淡。此后，伤口像一只发酵的包子，隆起在我的左手腕上。
　　“大黄，大黄”，娜拉在找她的大黄。大黄被我一脚踢得不知去向。娜拉的声音越来越轻，由于见不到她的人影，我不知道是她越走越远还是我的听觉越来越不行了。
　　雨停下来时，天同时也黑下来了。远处的水田反射着数点白炽灯的光芒，天和地像是整个颠倒了过来，黝黑一片的天空成了陆地，而我似乎正头朝地，悬浮在天地之间。小丸子的儿子杨天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吓了我一跳。他发现了那只伤口，正用一根很长的草拂弄着它。
　　“叔叔你疼不疼呢？”杨天用草茎在伤口周围拖来拖去。
　　我没有搭理他，也不想告诉他天地颠倒过来了，星星在水田里飘着呢。他的头发看上去有点湿，头发和头发集拢在一起，像一丛台风刮过后的茅草。我从来没仔细看过这家伙的头发。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小丸子，嘴、鼻子和额头都是他爹的，这个特征和他哥哥完全一样，他哥哥同样也看不出有哪点是来自小丸子的遗传。因此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小丸子完全是一只真空管子，他爹的那两粒种子经过这只管子，唰地一下就通过了，变成了这两个一模一样的小子。
　　“叔叔你痒不痒呢？”杨天继续用那根草茎摩擦着我的伤口，但这次我感觉到了。我一巴掌拍了过去，杨天的手荡得很高，他的身体也跟着转了过去。他显然是被我吓傻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一脸委屈的表情。后来我看见他的鼻子抽动了几下，像是要爆发了。
　　“你知道那狗叫大黄么？”我胡乱找了句话来问他。我最怕小丸子听见他的哭声。
　　“谁不知道它是范镇长家的狗啊……呜呜呜”这小子真不争气，哭得我心烦意乱的。
　　那天晚上，小丸子偷偷地从后门溜了过来。她看见我的伤口就哭了。伤口的周围已经发黑了，几个苍蝇嗡嗡地围着它转，不失时机地落到了那些开始溃烂的地方。小丸子伏下身子嗅了嗅那只伤口，哭得更伤心了。尽管隔壁的杨天他爹鼾声如雷，但我还是用我那只健康的右手堵住了她的嘴。
　　夜深了，小河上的水汽透过窗户弥漫进来，尽管两个人裸着身子相拥在一起，我还是觉得脊背上一阵阵地发冷。往常我闻着小丸子的气味，很快就会入睡的，但这一次我失眠了。我望着黑暗中的我的左手，它的轮廓已经变得难以让人相信它是一只手了。小丸子踡伏在我的怀里，呼吸的声音非常匀称，像是一只上足了发条的钟表。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还在看着那只左手。自从被大黄咬伤的那一刻起，我就想过我可能会感染狂犬病，但我对之一点也不感到害怕。我害怕的似乎是另外的东西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实际上我真的希望自己发疯，我希望自己像一头真正的疯狗一样冲出家门，来到街上，向所有的我看不惯的人狂叫。然后像一支脱弓的箭，穿过马路，跳上一列火车，向着我的目标进发。我想咬断某些人的脖子，喝干他们的血。这件事情是如此的肯定，使我相信我的大脑的某个部位可能出了问题，那个部位必定装满了邪恶的东西。
　　我怕我会彻底地失去理智，那样我可能会咬断小丸子的喉咙，想到这里我那只病手不住地颤抖着。天慢慢地亮了起来，屋里的一切渐渐露出了原形，我仔细观察了小丸子的脖子，她那白色细腻的皮肤上有一些细小的皱褶，我用我的病手轻轻地抚摸着这些皱褶。这只手的感觉已经变得麻木了，但真是这种麻木使我感到了莫名的兴奋。我终于把小丸子给弄醒了。
　　可那段时间我一直都没有疯。在小丸子的劝说下，第二天上午我去了镇里的医院，娜拉那天没有上班，是另一位护士为我打的针。我坐在一只白色的台子上，当着众多老乡的面除下了裤子。我扭头看见了那位护士的脸，背景是许多在打点滴的脸色黝黑的当地农人，众多的雀斑使得她看上去像一个稚气未脱的天使，那一刻我真的是把她看作了天使。
　　打完针，我提上裤子就直接去了汽车站。我趴在汽车站的长椅上，给小丸子写了封信。我在开头说我走了，接着嘱她处置我房间里的那些东西，并让她劝房东把那挂在墙上的蓑衣给烧了，我肯定地说那是件不吉祥的东西，然后是一大段不着边际的话，本来想安慰她的，但自己却越写越难过，终于写不下去了，便在最后写上：“等我有钱了，我会来接你和杨天的。”
　　至于娜拉，我不想再提起她了。实际上自从她一个月前嫁给了范镇长的儿子，就很少来河边的那个“家”了。那天之后，我再也没见到娜拉，也很少回忆起跟她有关的事情。有时酒喝多了，手腕上的疤痕会变成红色，这时候，我会想起她来。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